尋找本地難民的轉化
《不漏洞拉》的表象
《卡桑德拉:表象終結的世界》,劇作家Kevin Rittberger在劇中提出兩大議題,其一為表象與真相,想像和渴望見到的,並不等同於真實的世界。其二,也是關乎歐洲人如何面對難民問題的思考、同情、憐憫他們的現實處境。這個劇本無論在歐洲德國演出,或是轉化在澳門上演,表象與何謂真實,兩者的距離依然是遙遠的,至少無論是歐洲或是澳門觀眾,對於要身同感受的理解難民苦況,是沒法透過劇場消弭旁觀與現實的落差。假設我心目中對於歐洲觀眾的表象,設定多數為左派知識分子,富有哲學修養,也習慣於邏輯思辨和話題討論;難民或移民話題對於歐洲人來說,並不陌生,在多種族的社區環境生活,對於感受非洲難民的苦難,其實也是跟澳門觀眾的感受相似,有著同樣遙遠的距離,作為旁觀者去關心這個世界不同角落的悲劇故事和人物。對於難民的印象,也就如同媒體所見的報導一般,他們典型的悲劇,偷渡九死一生。
《不漏洞拉》的這個本地轉化作品,保留了原著的主要劇情和片段式故事,包括以歐洲傳媒人拍下非洲難民偷渡歐洲的紀錄片,再加入曾在澳門的越南難民營之歷史和訪談。在這個改編創作,創作團隊的視角和感受,其實頗帶有澳門人日常生活的幽默感。從開場時演員演奏著輕鬆的結他音樂,聽覺尤如置身於乘坐金光飛航的假日感覺,演員們以歌隊的形式,散落在觀眾席樓梯兩旁包圍著觀眾,微笑的神情,跟觀眾開始說故事,故事是多個來自非洲偷渡悲劇的小敍述,毫不煽情,襯著結他的柔和節奏,輕快的帶過;創作團隊保持了原著片段形式的敍述,改編中也刪減了原著的多個角色和情節,當中也包括了兩段歐洲新聞工作者在頒獎典禮上,辯論如何才算是真實紀錄片,也爭議歐洲人視角中的非洲移民問題等等。是次改編刪減了上述部份,則以張導演拍攝偷渡電影紀錄片來交待難民偷渡實況。其中一場戲,拍攝完成後,一眾演員談笑風生,把方才演出角色偷渡入歐洲的苦難,在鏡頭後忘卻了,演員們回到現實的自我角色設定,當然是高談期待到歐洲旅行,也質疑為何電影中的非洲難民角色不留在本國生活等等的鋪排,一同建構與真實世界和演出難民角色,身心的落差;到了清談節目《今日講呢啲》環節,張導演帶來拍攝偷渡一幕的船Patera上節目,再邀請現場觀眾上舞台,走上Patera一試坐偷渡船的滋味,與演員玩樂尤如樂園的海盗船般,充滿歡樂等等的鋪排。這些建構演出故事和現場感受的分野,故事角色與演員真我的疏離,跟現實生活中的澳門人,對國際新聞的感受和反應皆有象徵之意。在現實中,對於中美貿易戰、各類型的政治事件、輕軌工程、大灣區計劃等等,個人或集體情感反應和道德批判是即時的,爾後難離旁觀他者的定位,調侃事情和立場,也亦是普遍的真實。如果說要以這些情感表象,與現實行為作比照,以切合改編原著對於表象與真相的分別,這些改編設計、歌隊的鋪排、現場調度、即興氣氛、與觀眾互動節奏的掌握,都很有樂趣,也真實地輕輕鬆鬆的反映了這個年代的澳門人,對於大部份事情的實際行動或看法,將之放於舞台上。所反映的當然不僅限於澳門人,也包括了世上各地旁觀者的態度。
然而,《不漏洞拉》的這個改編,無論是重塑越南難民與澳門的關係,抑或是對於原著關於表象終結的探究,皆沒有跟原著對題。原著的非洲移民對心目中渴望的歐洲,是想像著一個美好的世界,改變貧窮命運的烏托邦。就算在是次活動改編版本中,也有形容不幸偷渡途中死去的難民,行李帶著球王施丹的錄影帶,球星夢作為對那位難民偷渡入歐洲的夢想。主角之一Boubacar,夢想成為歐洲頂級球會巴塞隆拿的足球員,不管一切偷渡的苦難與險惡,也懷著足球明星夢投奔歐洲。劇中並沒有著墨非洲偷渡客故鄉的苦難,多少也暗示著這些難民身份,其實多屬經濟移民,懷著夢想前往歐洲改善生活,可惜過程中大部份人沒有機會抵達目的地,無法得以證實表象與真實的歐洲,便客死途中的異鄉或中途被遣返出境了。原著之中,在歐洲新聞工作者對於非洲難民問題和偷渡險途的探索中,極力追求各個故事,更放下歐洲白人知識份子的優越感,到訪移民潮中,為求拍攝畫面的真實,並不滿足於限於表象的認知;原著也有結論作為旁觀他者,並沒法感受真實的苦難,即使拍攝自我如難民的經歷般,也決定連人帶攝錄機一同在偷渡船墜海,隨著海浪漂浮,最終被海浪捲入海底,自拍下生命逝去的畫面時,反思其行為的意義何在,是否真正在追求真實的感受,而何謂真實呢?在是次改編當中,把這些由張導演一角對拍攝的追求,轉換成為對藝術的討論,也將藝術能否改變人和世界的這些問題,由演員們拋向觀眾提問。關於改編創作的表象與真實,越南難民與澳門的關係,要切入在原著劇本當中的呈現,作為本土轉化的演出,是不成立的。
原著的難民與澳門
原著以非洲難民多受到其他在歐洲成功的故事所鼓舞,也有受誘騙的女生,千百個懷著對歐洲的不同夢想的難民,前仆後繼的湧向歐洲為題。但越南難民問題是由於南北越內戰,戰爭摧毁家鄉,難民流入周邊國家和地區逃避戰禍求生。在這個現實的情況下,經已不是可以擇日得到巫師的祝福,再去追尋夢想,得以選擇心目中的願景和美好國度出走,他們確實是面對著政治和戰爭禍害的難民,這又何以追求心中的表象與真實。創作中也訪談了多位真實的當年難民,講及難民營的經歷,身處難民營的鄉里,也因南北越政治取向問題而不和,繼而打鬥等,本身越南難民承載到異鄉的背景,是充滿他們各自的故事,這個追求的表象,不在尋覓落腳點的話題上。節目中邀請的本地越南移民受訪者,出走家鄉多是單一為求生存的原因,而不得不遠走家鄉,至於到達的是理想國度與否,其實並不重要。再者,澳門近幾十年與移民潮有關的國族和歷史,包括了中國、緬甸、泰國、印尼以至近二十年的菲律賓勞工故事等等,改編創作可探究移民根源和理想表象的種族對象,豈止於越南社群和越南難民在澳門的故事。與原著劇本作改編連結的關係,其實多只在於難民營生活和偷渡旅程的情節之中,但這切合不了原著對於表象世界終結,再以一齣戲來為劇本題目尋找出結論了。
到此,本文不再糾結於改編與原著的關係,是否有必要共同議題的討論。但正如是次創作的節目文案所言,改編加入了觀眾互動以直視和回應難民問題的體驗;問題在於無論是以輕鬆的方式,或是嚴肅的氣氛直視悲慘世界,但我們身為旁觀者對受同情者的距離,根本存在的身份和種族階級的差異,並不會透過劇場而改變的。在原著的歐洲作家視角中,甚至要帶著相機和受苦難的偷渡客,在沙漠裡共同進退,一鏡到底在海中央直播死亡,最後導演反問自己,連續五天120小時的影片,究竟有誰會想看?藝術是否可以改變人心和想法,多只能以道德倫理來同情難民的悲慘遭遇,劇場外,觀眾可以祈禱,捐款出錢出力幫助受苦難的人,內心回到施比受更有福的現實生活狀態。改編創作事已至此,放棄了不同種族視覺或何謂真實的思考,直視著難民的旅途,沒有深究真實和表象終結這一命題的關係。改編加插了越南難民潮在澳門的故事和口述歷史的訪問,謹提醒創作團隊和觀眾,過往越南難民潮在澳門的歷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