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畫公仔畫出腸」的《三位一體》*
抽象之可貴在於想像,人之所以為人——「我思故我在」,但日常生活,柴米油鹽,重複、複製,重複,身體逐部分機械,五官逐部分麻痺,大腦思考享樂,心靈失去作用。坐於劇場的紅色座位,看到好的作品,便是好的慰藉。
抽象之可貴在於想像,人之所以為人——「我思故我在」,但日常生活,柴米油鹽,重複、複製,重複,身體逐部分機械,五官逐部分麻痺,大腦思考享樂,心靈失去作用。坐於劇場的紅色座位,看到好的作品,便是好的慰藉。
若是以抱著想看舞醉龍而來的,對不起,請在每年舉行的「澳門魚行醉龍節」看吧;若是以抱著看導演如何以舞醉龍為主題,引領觀眾思考,對不起,請閱讀研究資料吧!那本次澳門藝術節《舞.醉龍》演出帶給觀眾甚麼﹖筆者認為,下次不會再受騙了,就讓那民間傳統節慶繼續自然地發展吧。
漁民文化的消逝在《從記憶看見你》、《路.遊.戲》中都略有提及,而在一個討論建立在漁民文化之上的習俗和儀式對於文化起源的探索變成了對未來的臆想。從封好的紙箱中掏出龍頭龍尾倒像是另一重隱喻,「龍」似乎變得不再重要,但因此舞蹈和敲鑼打鼓都變得虛無。
《野花》並非苦澀艱辛的作品,節奏高頻卻不感緊張,舞者能量高漲魄力過人。舞者主要的擬化對象是花朵,因此形體上營造萌芽狀態下的野花,手的扭動、腰的婀娜和臉的笑容等姿態細膩;後半段中,倔強的生命力伴隨大舞步動作的搖擺、旋轉,對比強烈的張狂。
常云有危便有機,鄰近地區不少舞團因應疫情而以劇場錄播或舞蹈影像的方式呈現演出節目,以及推出線上教學活動。澳門也有小部份舞蹈團體在疫情較為嚴峻期間在線上放映精選舞作、直播演出、推出線上工作坊,或利用線上會議程式遙距排練演出,但隨著本地疫情趨向穩定及劇場重開,業界也好像少了對非現場製作的思考及探索。
兩人非常擅長運用靈巧的身軀,呈現出互相牽引、相生相成的關係與意念。動作上,編舞專注在時間的突然與綿延、控制的流暢與拘束、重力的下沉與上揚之間的對比,以傳遞故事深蘊的能量。
一張圓桌、一盞昏黃的檯燈、一張長椅和一張床,自成一個家。在有蓋的公共空間建造一個臨時的家,是城市中無家者的生存狀態。此作在展現都市生活的孤獨感與疏離的人際關係時,採取沒有因果關係且公式化的表述。生活的焦慮感與人際關係的複雜性被簡化成一個個慣用的場景與隱喻,沒有突破與昇華。
觀眾並非木頭一塊就只感受當代舞而不將場域質地概括納入感官覺知進行解讀。但這並不是說作品與場地一定得緊緊依附不得游移,作品的場域特定性也非得時刻彰顯,而是如果不思考其中的關係,不試圖回答作品為何需要在城市的此地他方旅行,就會把澳門每一個場域都均質化,變得面目模糊難以區辨。
有趣的是,只有一週之隔,「澳門舞蹈總會」即主辦《”過去.現在.未來” —「身體態度—專業舞蹈創作展演」》,這兩個作品又在演出之列。兩位編舞均有調整對演出的內容及節奏,兩個作品的調整都是細節上的,再發展仍需時間,只是對比同場毫無寸進的作品,兩位編舞對作品的要求顯而易見。
男-陽剛/女-陰柔的刻板印象,是建立在父權之上的期望和偏見,並非生理性別的結果。陽剛和陰柔化作正負兩極、先入為主和概括地為人的行為下判斷,正正是父權理解世界的方式,但在現實世界裡,很難遇見像向雲或顧文斌接近父權貶斥原型的人,正是因為陽剛和陰柔之間有極大的迴轉空間。
《靜默.移轉》是一個有關藝術轉化、緩慢美學和把藝術與生活連接的練習。它在澳門進行,則更見其必要性。內在的轉化,是要為澳門社會在脫離受殖者身分後再度尋找主體性;緩慢的儀式,是要對抗速度的意識形態;卑微的呈現,是要偏離表演藝術商品化和視覺化的潮流。
「城市藝穗」的舉辦,無疑是旨在主流以外,為另類創意開闢發展空間與展演舞台,如今卻有走向精品化之勢。同樣由文化局主辦的「澳門藝術節」,主題逐步貼近生活,聚焦藝術與城市的連結,設有鼓勵新銳先鋒和跨界創作板塊,並於社區高調開展各類推廣藝術的延伸活動。如此下去,「澳門藝術節」與「澳門城市藝穗節」的形象,就越來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面目難辨。
《靜》的身分覺醒除了帶來有别於傳統將觀眾及演岀者界線劃清的互動觀賞體驗,亦予觀眾於城市中人們空間重疊、互相影響的框架設定下,揣摩人際間的關係及距離,處事的主動性及參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