貓捉老鼠──觀察「活化」這件事
政府以「活化」之名,行商業化之實。區內的居民被這些進駐的商戶忽視,他們不但沒有得到應得的經濟成果,反而失去了一片富有文化氣息的寶地。這類情況在澳門時常發生,或許還會在遊客每年不斷激增的情況下有增無減。策劃人莫兆忠重視「活化」的意義,亦不無道理。那麼,我們到底要如何詮釋和反思「活化」的意義呢?
政府以「活化」之名,行商業化之實。區內的居民被這些進駐的商戶忽視,他們不但沒有得到應得的經濟成果,反而失去了一片富有文化氣息的寶地。這類情況在澳門時常發生,或許還會在遊客每年不斷激增的情況下有增無減。策劃人莫兆忠重視「活化」的意義,亦不無道理。那麼,我們到底要如何詮釋和反思「活化」的意義呢?
假如觀者與劇團本身並無特別關連,那麼這種劇團自身記憶的展示,便彷彿是在「陌生人」面前剖開身體和腦袋一樣,過於詳盡的記憶紋路反倒使觀者面臨一種「在場」的尷尬,突兀又不自主的介入了演示者的生命歷程,因此演示者越是為自己曲折的過去而感慨萬千,觀者與己無關的距離感便越見突出,然則觀者在這個過程中,是否只純粹的擔當著一種為他人提供掌聲的客體角色?
許多內涵並不深刻但總之就是要狂歡一番的活動,都有一種對於「娛樂」的潛在指向(說穿了還不是因為澳門是個年收三千億的旅遊城市),而此刻再對照小說原著《藥》裡的殺頭情節,魯迅筆下民眾的「愚昧」便可解讀成「不懂得反思自身與眼前狀況的關係」,試想一下民眾為何會認為殺頭好看?
《100小時》一直在「發生」,以時間為框架,點滴築成、留下痕跡:織布機穿梭出具體的交流經緯,實質展現與成就參與者的投入;每日的日誌與點歌亦然,藉由筆墨將100小時的生活風景以記憶的聲音與想像的視覺描繪而下;或是臉書上的直播與縮時攝影,跨越時間以影像提醒著他們還存在、依然住在那裏。
「城市藝穗」的舉辦,無疑是旨在主流以外,為另類創意開闢發展空間與展演舞台,如今卻有走向精品化之勢。同樣由文化局主辦的「澳門藝術節」,主題逐步貼近生活,聚焦藝術與城市的連結,設有鼓勵新銳先鋒和跨界創作板塊,並於社區高調開展各類推廣藝術的延伸活動。如此下去,「澳門藝術節」與「澳門城市藝穗節」的形象,就越來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面目難辨。
澳門雖然沒有商業劇場區,但城市的心臟地帶其實是議事亭前地至大三巴一帶的遊客區。「澳門城市藝穗節」作為推廣文化藝術的重要節日,是否應該考慮把通常被認為是邊緣、另類的劇場類型置於大眾眼前,讓市民能夠普天同慶,一起參與其中?
在一人一故事劇場中很多時都會出現因應前面觀眾分享的故事,而引發出後面觀眾分享的故事,但不管故事大小,演員都會把其視為核心,對分享者和故事保持尊重的態度。因為在每個人的有限能力和生活範圍之中,他們的故事本身就有著其意義與生命節奏,在大家的心中,這一小石即使不能激起千重浪,但也必能泛起心中的漣漪。
在澳門,劇評人漸漸成為政策與補助制度下的配合者,寫作者稍不留神,劇評就易變成命題作文,我們去看一個演出,就此作些描述,說些心得就完了。就給予演出團隊意見上,這是有意義的,同時也是把演出帶往公共討論的過程,但當劇評和演出變得像「埋身戰」,來一個寫一個時,熱誠真的很難不逐次減退。
今次演出於文化中心舉行。演出的曲目由澳門高胡演奏家、澳門廣東音樂聯誼會理事長劉應林所作的《盛世濠江》開始,然後展開「大江南北」之旅,演奏出廣州、江浙、內蒙、雲南等地為題的多首不同作曲家的作品。另外,只見台上演奏的,有年長而富經驗的樂師,亦有一眾年青小將戰戰兢兢。音樂會培育新人的意圖明顯。
現場所見,大都是一家大小到場支持的葡人,華人面孔不多。Tomás不時與觀眾以葡語互動,有講有笑,場面熱鬧融洽,也教筆者有錯覺自己身在葡萄牙!直到encore時唱了光良的《童話》才驚醒仍然人在澳門。
如果演出嘗試說生死的靈性題材,那麼這個演出的舞蹈或行動段落並未能扣緊靈性的題旨,也就是演出最令人惋惜之處。畢竟,儘管動作有所限制,適當運用動作卻可產生多重意涵,擴大閱讀的角度。然而,連鎖動作、憤怒、鬼魂及聲音的演出段落各自成章,各有表述的特點,卻難以令人覺察各段的關連。
相比原著循環往復,別無推進的敍事手法,「窮劇場」則把角色梳理出清晰的層次及面向,整理出他們較為突出的段落呈現,在保留角色的特點同時,也為此故事增添可演出的進展。兩位演員演出所有角色,運用國粵夾雜的中文、角色的語調、動作及衣著的變化,使多名角色在演出中清晰地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