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身體的象徵秩序——看MIPAF「東亞身體圈」*
這次「澳門國際現場藝術節」是以「東亞身體圈」作為議題。這樣一種對於身體共同性描述的嘗試,是基於空間意義上「東亞」這個場域。回看近一百多年,這個場域中的各個地區先後都捲入了全球資本邏輯下的社會發展,甚至相當的國家和地區還是在這樣的一個進程中才作為一個共同體出現。新的發展邏輯,動搖了所在地的一切,存在幾百上千年的、能夠安置我們的生活(意義)世界也隨之解體了,存在的居所千瘡百孔,一切都需要在新的生產關係所帶來的要求中重新討論、回應和發明。但不管是宏大或者微觀的議題,承載著一切的都是具體的、有限的肉身。肉身焦慮迷茫恐懼麻木,或者激情壓抑偏執抑鬱鋌而走險。在這樣的意義上,作為表徵的身體,行為藝術並沒有呈現更多,但也沒有更少,它與其他的日常行為處在平等的位置上。但在另外一個意義上,藝術家試圖主動拓展身體的象徵秩序,發明新的身體形式或者理解,主動回應自身獨特的遭遇,這些嘗試的積累,也許能夠帶給我們啟發,為破碎著的身體,提供更多的材料和手法,在鏡子的反射和他人的目光中,窺探到每個人自己的發明。
瓦旦塢瑪
穿著白色的襯衫,小心翼翼地放了一個嬰兒的公仔在地上躺著。他扔出若干的彩珠,口中不斷的喊著:媽媽,媽媽。他繼續緩慢的將沒有打開的礦泉水倒在地上,一個一個。接著把一束玫瑰花,一支一支放在嬰兒公仔的旁邊,站起來後退,又扔出一袋零食,然後打開,將零食撒在公仔的周圍。重新拿起玫瑰花,一瓣一瓣的掰下,再撒在公仔的周圍。他將自己的白襯衣脫下,抱起花瓣⋯⋯後面還持續了幾分鐘,撒酒水,重新穿上衣服,將花瓣又塞入礦泉水瓶中,最後喝掉等等。我描述這些細節,是因為我始終在迷惑中,這些非常碎片的行為,似乎很難有著什麼線索進入理解。直到瓦旦說起他感到緊張,因為這是一次即興的表演,全部使用的是剛剛之前藝術家們使用過的材料與物品。也就是說,他全程通過即時的反應和直覺,重新組織了這些材料和對之前藝術家表演形成的印象,就像對感受的重新編織和縫紉。瓦旦有些緊張和興奮,他覺得對他來說,這是一次有意思的嘗試。瓦旦作為台灣的原住民,對種族、地域、文化到現代性與傳承的衝突,這些從屬於殖民的議題一直是他敏感的話題。
鄧上東
在疫情封控期間,每天兩點一線重複受限的生活,讓上東感到非常壓抑,周圍的年輕人也開始流行躺平。在他周遭的生活中,唯一讓他感受到的活力的,是學校中那股不間斷噴射的噴泉。上東萌生了表達的衝動,希望讓壓抑的情緒能夠得到抒發。他也平躺在地上,用嘴一次又一次像噴泉一樣吐舌出黑色的碳粉。碳粉總是會不小心吸進喉嚨,引起劇烈的咳嗽,這讓人想起肺部疫情的恐懼,而騰起的黑霧,也聯繫著火葬場的意向。在行為表演中,他讓志願者唸出因疫情而去世的一個一個的名字。有些是我們都知道的,更多的是從不知曉的陌生人。在活動開始之前的介紹中,上東播放了一段他拍攝的地下人體穿刺的表演,這些同樣基於身體的行動,讓人難以忍受的疼痛,是這些行為的基本特徵。身體在這裡並非是承載符號或者語言的載體,身體似乎退化為肉身,象徵的言說轉化為對肉身的直接標記(穿、刺、劃等等)。這對於行為藝術來說,是個有意思的參照。身體始終沉默,語言從未征服過它。
李艾筱
裸體步入一個現場相對獨立的空間,她隨機挑選圍繞在周圍的參與者,相互食指碰觸,眼神對視幾分鐘之後,從他們身上取下一件物品戴在自己身上。在行為的設置上,藝術家期望與她互動的參與者再與周圍的人作出相似的行為,一直擴散到現場的每一個人。藝術家通過與他人的對視、觸碰、私人物品的臨時交換,期望一種有來有往的真誠交流。那麼什麼才是真誠的交流,或者真實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初給藝術家帶來聲譽的作品,是給參與者帶著自己最為看重的私人物品拍照,在這個過程中她們講述自己的故事,後來藝術家邀請她們一起,將合影一張一張拓印在她的身體上,通過這個行為回答了她在攝影時帶給參與者的問題。這個鏈接是通過接納個體的生命經驗達成的,雖然是在象徵的意義上。
陳秋歌
她通過行為藝術,在經驗感受的過程中,追問自身的存在。或者像她自己所說:我是什麼?我的存在對這個環境、空間有什麼影響嗎?我是怎麼樣的存在?相較於日常生活,這對她來說,在行為的過程中,感覺是更為純粹的追問和體驗。在這次項目中,她兒子作為她的合作者一起參與了表演。她強調在先沒有做任何的預設,只是勾勒了一個基本的表演框架。兒子在現場,與五顏六色的水寶寶自在的玩耍(一種玩具槍的子彈,吸水後會從米粒大小變成幾毫米直徑的顆粒)。她從黑色的塑料袋裡很快的探出頭來,她感受周圍的環境、燈光、觀眾,特別是她現場自己的小孩。孩子是從她身體裡出來的一個獨立的個體,她嘗試在與他的互動中來觀察自身。五顏六色的水寶寶這個材料她曾經使用過,那是一次更為深刻的體驗,整個從空中落地彈起,四處散落,效果就像一個煙花在心裡爆炸,她感受到那充沛的能量。現場她收集的材料還有一袋羽毛,雖然當時並沒有引起周圍人的注意,但這對於她來說,這個天然的材料在她心裡就是存在的。她做行為是為了救贖表達自身,並不會直接指向一個可見的社會問題。她坦言她的生活並沒有遭遇什麼重大的挫折或者創傷,但日常累積的感受與情緒仍然需要像行為這樣更為直觀的方式去表達和探索。我們說身體與語言的錯位是個基本的事實或者原初的痛苦,這是成為人的基本代價,我們總是言之不及或言不由衷,語言無法抵達之處,誕生了主體,也誕生了藝術。
李凌飛
有句話讓我印象深刻:走到哪裡,都是故鄉。此故鄉非彼故鄉。而是類似多舛的命運,並不會因為走出家鄉有什麼根本性的改變。而這句反諷也透露著世界帶給他的荒誕。他初中輟學打工,拿著300塊的工資,因一次工傷,差點失去一隻眼睛,而平時當他親人一樣對待的老板也就此消失不見。我問他第一次感受到死亡是因為這個事故嗎。他說不是,而是小學記憶中漫天的蟲災和路上被車壓扁的蟲子的屍體。蟲子會把地裡的東西吃完。在這次的行為中,藝術家前後掛著幾棵白菜,一邊走一邊啃食,便宜的食物和飢餓的憂慮,並沒有隨著他走出故鄉從記憶中消失。他不停的轉圈,伴隨著牛的清脆的鈴鐺聲。他說蟲子朝生暮死,人卻啞口無言。他戴著類似出殯的白色紙糊高帽,唱著河南家喻戶曉的曲劇《卷席筒》的片段(主人公小倉娃被押解去刑場,唱詞表達了對之前美好生活的念念不捨),在路上越跑越快,最後發出似狼一樣的嚎叫結束。
吳析夏
她父母的婚姻在她看來並不成功,母親能想到是:如果你是一個男孩,我就不會經歷這些。我想這對於一個懵懂的小孩來說,是非常難以承受的。家裡將吳當男孩來養,直到中學都留著短髮,或者作為女兒她也在嘗試回應母親的欲望。但為什麼母親對於生活的不滿是因為這樣的性別帶來的?她在大學將這個困惑講給她的導師,導師給她介紹了女性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說,導師提示了一種結構意義上的知識來回應她的家庭或個人的痛苦,這給了她啟發。她開始嘗試在實踐中拆解和質詢流淌在生活中的父權秩序。在這次的行為中,吳躺在單人床上,將自己交給觀眾,讓他們用泥在她的身體上做任何行為。現場的形式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女人體盛宴的場景。結束時,她將這些附著在身體上的泥扔向周圍的參與者。用藝術家的話說,這是一個塑與被塑的博弈過程。在早期的作品中,她收集自己的腋毛,令周圍歐美的同學錯愕,那種對於東方亞洲女性的想象似乎根深蒂固;她還用在傳統社會中,女性在主流話語體系之外而發明的女書文字,代替了書法中最為常見的「之乎者也」(這幾個字也總讓人聯想到老夫子)。甚至藝術家通過行為演繹了一次從母體的重生,在對性別的追問中,接納自己的獨特存在。在進行畢業創作時,她偶然發現單詞plastic包含塑造、保鮮膜、塑料的含義。在中文的語境中,塑料還有假的、質量低劣的、不是天然自然的意味。由此塑料成為了藝術家常用的材料,上面提到的作品也常常使用了這樣的材料,並且利用了詞語的雙關性。隨著藝術家實踐的推進,從拆解和質詢出發,藝術家逐漸觸及到更為豐富的關於自身的思考。
黃萱
藝術家似乎總是能夠或者專注於非常日常的行為細節,經過稍微的改變,形成具有意味的作品。在這次的表演中,她在空間的一角,設置了靠近窗戶的書桌和椅子。她非常緩慢的將一些物品,擺放在桌子上,就像日常使用時的整理,比如身上的手機、鑰匙、啤酒。她緩緩起身,慢慢打開窗戶,看向外面,回來坐在椅子上,安靜的打開啤酒喝下。整個表演,似乎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個非常普通的片段,但有著像肅穆的默片一樣的質感。我並不了解藝術家構思這個作品的初衷。但我感覺由於這樣的一種表演方式,這些片段,充滿了一種因為儀式的形式,所帶來的神聖或者崇高的意味。而神聖的祛魅,或者說因為現代性(科學話語)所帶來的超越性(比如神話、信仰)的解體,讓我們生活在一個單一的平面維度中。瑣碎的日常生活呈現出無法忍受的虛無,各種偽神輪番上場,焦慮與抑鬱成為時代的標誌。我們無法回到過去,在日常生活中,重新建立獨特的意義話語或者一種超越性的經驗,不管是政治行動的昇華、靈修的內省,科技神話還是烏托邦的社區鏈接,似乎成為所有人文實踐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
彭靖
藝術家從小在農場長大,她笑著說自己是來自鄉下的孩子,即使現在非常的忙,她還會時不時回到元朗的房子裡,安安靜靜待幾天。在這次的表演中,我們形容藝術家將一場雷聲,帶進了安靜的室內,就在她的手上。開始她似瑜伽坐著,通過呼吸聲讓周圍的觀眾安靜下來,慢慢的、不停的翻動透明的塑料薄板,隨著身體的動作越來越激烈,發出爆裂的雷聲,最後在大口的呼吸氣聲中結束。回溯藝術家最早做的行為,是在沙子上與人互動,那還是在校期間。整個項目的設置和操作,讓老師覺得她有強烈的控制欲。但藝術家說,更讓她上癮的是面對未知狀況,作出回應的過程,並且常常事後還伴隨著強烈的感受或者情緒。讓人印象深刻的一次表演,名為《虹》,持續了七天。每次結束後,她在回程的公交車上會流淚,滿足,難過,感動,非常複雜的情緒。她說表演中一些重覆的動作,會觸發一些早就忘掉的記憶,那是無法清晰描述的強烈感受。然後第二天,會針對前一天的感受作出延展。在澳門的行為表演結束後,同樣的作品來到台灣,不過是在一個廢棄的、牆上爬滿植物藤蔓的場地,天空正好下著雨,藝術家穿著花色的裙子,感覺人就要融入了空間,手裡發出一陣陣雷聲,這次不像是室內的女巫,更像是自然的精靈。
曾啓明
在昏暗的室內空間中,將大紅底色的花布鋪在空間的地上。藝術家在微型手電上纏繞了一些類似乾枯的禾苗植物,然後用一些個人衣物包裹手電的尾部,再慢慢將「禾苗」一個一個「種植」在花布上。燈柱豎著射向上方,也照亮了纏繞在燈罩上的葉子。藝術家將這些用花布打包成一個大包裹,微型手電的光仍然從布裡透出來,藝術家用雙手將包裹扛在背上,同時嘴裡含著蘋果(蘋果上插滿了燃燒的香),就這樣走到樓下空間的一角,將包裹放下堆成一個小山堆的形狀,將插滿香的蘋果放在山堆上。隨後藝術家立在旁邊,用一桶礦泉水從頭頂澆透全身,雙手合十,然後舉起、張開手臂結束。在這次藝術節中,似乎只有這個表演,考慮到了這個空間的歷史,並與其他的一些記憶符號,共同構成了作品豐富的隱喻。從某種意義上說,客家不是基於血緣或者統一的文化傳承,而是由於一種特殊的共同處境,在東南沿海,相對於本地人聚集形成的族群。在艱難的歷史中,嘗試將族群的遭遇標記為獨特的身份認同。這也讓人聯想到作品的標題—Made in Taiwan。台灣的處境與客家的歷史並非沒有相似之處。而工業社會對原住民的驅逐並非僅僅是物理意義上的,也是生活的整個象徵世界。敬天理地不僅僅一種文化或者價值觀,而是身份的位置。作為觀眾,我並不了解藝術家的意圖,但我將它理解為一種獨特的哀悼儀式。精神只以烏托邦為家,即便家鄉也是他鄉。那我們就將無法死去的感受,在語言中復活,以慰藉身體的安寧。
* 標題為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