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動的物,讓想像飛馳──《生鏽鐵及各路英雄》、《巧手陶偶》劇評
用物來說故事,本身具有不一樣的吸引力,當然不可缺少的還有想像力,這個想像力來自創作者,同樣也來自觀眾,藝術家運用想像力發掘物的可能性,觀眾發揮想像力解讀故事的可能性,讓故事不再固化,反而有一種流動的詩意。
用物來說故事,本身具有不一樣的吸引力,當然不可缺少的還有想像力,這個想像力來自創作者,同樣也來自觀眾,藝術家運用想像力發掘物的可能性,觀眾發揮想像力解讀故事的可能性,讓故事不再固化,反而有一種流動的詩意。
在整個行程中,創作者一直以疏離的聲音,一邊引路一邊提示步行者進入日常生活的後設思維,無時無刻不向步行者提出指令,又同時提問個人對各種指令的選擇性,提問各種城市規劃對步行者在前行方式上的影響。彷彿帶著一本《路邊觀察學》、《城市是如何建成的》之類的書,邊走邊讀。創作者幾乎完全假設參與者是同一類人,同一種觀眾,他們每天營營役役地在上下班的路上乘車往返,麻木面對擦身而過的日常風景,於是都需要由節目開始到完結之間,從不間斷地提醒觀眾要觀察這些日常生活的劇場,將每一個途人看成街道上的舞者,步行者的主體性與城市規劃邏輯之間的權力關係等等。
《Remote X》在旅程中,生硬的人工聲音不斷提醒我們和自然、科技、群體、社會的關係,在不同的脈絡下各自異化,我們還能如何保有自我意識、拒絕異化?當個人的特色是可以用科技和網絡以神化或簡化,個人又該何去何從?
用物件說故事的同時,其實也是在發掘自身的故事,是美學,也是哲學,聆聽物件的聲音,觀察物件,感受物件,發掘萬物之美;是學習,也是療癒,每次上課前的手部熱身,除了為後面的操偶做好準備,也讓我們那雙一直被手機綁架的雙手得到了釋放。
「英雄與奸官」,「重要」與「不重要」,「我應該要點諗或點做」與「人哋(人人)都唔係咁諗或咁做」等等二元一次的問題,像劇中的敲擊聲重覆。到底人性的光輝邊個會在乎?看來沒有結論呢。像演後座談的觀眾意見一樣?我們,觀眾,大家,都是否已經離了地在自瀆?貼地的反而應該是關心一下八號風球有冇掛上。
政府本身對「文化」、「社區」等詞缺乏認知與想像,提出空泛口號易,轉化成實際工作目標難;澳門藝穗節累積了十多年的口碑與影響力,並未為城市帶來大改變,姑勿論為這個地方的文化保育工作出貢獻,連所謂的主流傳媒,年年皆只聚焦「藝穗大巡遊」,今年文化局接辦後未有延續這一活動,有關藝穗節的消息便幾近絕跡(除了寥寥可數的藝文專欄或節目之外)。哀哉。
環境劇場對觀眾的誘惑不只在於演員、觀眾和多種劇場元素和環境資源間的互動,也在於好奇及慾望。好奇的,是要看今年的澳門城市藝穗節,如何持續在城市裡發展新的「據點創作」理念(site-specific art)。慾望的,是要滿足自己作為平凡觀眾也能一嘗成為藝術家的滋味。
第十六屆澳門城市藝穗節今次以腦作(A Feast of Creativity)為主題,為劇場帶來不同的口味及挑戰,是次筆者於一日內觀賞了兩個同為環境劇場的海外劇,分別是來自台灣明日和合製作所的《坐坐茶室》,以及來自愛爾蘭Catherine Ireton的《巧手理髮師》,以下分述之。
而環境劇埸正正嘗試從同樣枯燥乏味的膚淺地景中重新建立屬於澳門自身的獨特文化,喚起人們對地方的主觀經驗和情感,以人與地方之間的親密關係產生地方感(sense of place)。此外,「藝穗節」的節目來自世界各地,當中亦不乏環境劇場作品,從中也使澳門的本土文化與他國的歷史和文化產生有機的對話和對照,透過了解他者的過程,認識自身的文化價值和意義,確立澳門在全球消費主義衝擊下的定位,建立自己的主體性。
本文將嘗試以本屆「藝穗節」為例,說明上述地方營造和主體性建構在環境劇場上的應用;但礙於筆者在「藝穗節」駐節時間有限,只能集中討論《巴勒斯坦大飯店》、及《愛與死的證言》及《黑暗裡的斷翅飛翔》 三個節目。
上一次以駐節藝評人身份參加澳門城市藝穗節,已經是2010年。那次在澳門逗留了兩個周末,觀賞了六七個演出;今次連續停駐九天,觀賞了九個演出[1],並參加了「主題講座:異鄉戲...
首先,走進門口,我不是走到遺跡,我覺得我是正在進入一個很有歷史意義的、遠東聖保祿學院中。我們走進去,走進門口,裡面有個教堂,坐定,那是望彌撒的地方,在遺跡的建築上,觀眾席和表演區,明顯地,觀眾席是高了半級的。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到。那半級,其實是祭壇的地方,是以前,教堂上去彌撒祭壇的地方,而他們就在那裡表演了。
我在思考,一齣「食飯」的《流動廚房》給我的感覺,就是它真的純粹把一個廚房搬入「牛房」做,而且格調是比較高級。它純粹食飯,然後和(算是)演出者,即煮飯的人交流;《巴勒斯坦大飯店》比較像一個真的、故事性的、有劇情、講自身故事的演出。兩個的分別,一個是表演者與非表演者,他們兩個之間的關係,如果放在一個正式的劇場表演裡,分別是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