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環境劇埸正正嘗試從同樣枯燥乏味的膚淺地景中重新建立屬於澳門自身的獨特文化，喚起人們對地方的主觀經驗和情感，以人與地方之間的親密關係產生地方感（sense of place）。此外，「藝穗節」的節目來自世界各地，當中亦不乏環境劇場作品，從中也使澳門的本土文化與他國的歷史和文化產生有機的對話和對照，透過了解他者的過程，認識自身的文化價值和意義，確立澳門在全球消費主義衝擊下的定位，建立自己的主體性。
本文將嘗試以本屆「藝穗節」為例，說明上述地方營造和主體性建構在環境劇場上的應用；但礙於筆者在「藝穗節」駐節時間有限，只能集中討論《巴勒斯坦大飯店》、及《愛與死的證言》及《黑暗裡的斷翅飛翔》 三個節目。
上一次以駐節藝評人身份參加澳門城市藝穗節，已經是2010年。那次在澳門逗留了兩個周末，觀賞了六七個演出；今次連續停駐九天，觀賞了九個演出[1]，並參加了「主題講座：異鄉戲...
（劇場裡）觀看死亡的，應該都是活著的人。死亡在藝術主題中不算罕見，只是藝術家如何讓自己和觀眾從中得到生活的力量，則是各顯神通。「第十六屆澳門城市藝穗節」的表演中兩部有關死亡和葬禮的作品──日本劇團「Theatre Moments」的《生之葬禮》和「梳打埠實驗工場藝術協會」的《愛與死的證言》，都嘗試在死亡當中尋找和揭露生命的真相。它們也如不少其他藝穗節作品般，在非正規表演場地進行，但兩者在表演和空間運用的策略上卻有顯著差異。
首先，走進門口，我不是走到遺跡，我覺得我是正在進入一個很有歷史意義的、遠東聖保祿學院中。我們走進去，走進門口，裡面有個教堂，坐定，那是望彌撒的地方，在遺跡的建築上，觀眾席和表演區，明顯地，觀眾席是高了半級的。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到。那半級，其實是祭壇的地方，是以前，教堂上去彌撒祭壇的地方，而他們就在那裡表演了。
我在思考，一齣「食飯」的《流動廚房》給我的感覺，就是它真的純粹把一個廚房搬入「牛房」做，而且格調是比較高級。它純粹食飯，然後和（算是）演出者，即煮飯的人交流；《巴勒斯坦大飯店》比較像一個真的、故事性的、有劇情、講自身故事的演出。兩個的分別，一個是表演者與非表演者，他們兩個之間的關係，如果放在一個正式的劇場表演裡，分別是甚麼？
一位舞者跌坐地上，被指責、推倒時，尼娜．蒂帕拉手執石塊高舉，一如聖經故事中耶穌對責難妓女的群眾說著：「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通過此一明顯提示，對聖經故事稍有認識的觀眾不難藉此解讀投入當中。
荷蘭編舞Kevin Polak雖然身為男性，卻擅於掌握人與人──尤其是女人和女人──相處的微枝末節，透過食物分配、進場次序、點煙和喝酒等日常動作，巧妙刻畫出女性情誼種種溫柔與猜疑。而且不只編舞出色，舞者的表現亦令人滿意：除了形體動作外，她們的眼神和表情也很具感染力，支撐起角色的複雜情緒，令演出戲劇化之餘卻不虛浮誇張。
其實演出只開始十分鐘，我已覺得非常震撼，最震撼在於，它一開始就要求觀眾矇眼，然後就有一些非常親密的身體接觸。我以前在香港，做過兩年的劇場行政，如果在行政的角度思考，在香港要進行這件事，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首先，因為它在一個非正式的演出場地，另外就是要觀眾矇上眼睛，因為要矇眼，就代表觀眾並不知道那是一個怎樣的場景。再加上這是一個如此親密的身體接觸，在「會不會有性騷擾」這個爭議。
曰之「研討會」，「澳門劇場研討會」歷來卻都沒有研討會行禮如儀，非要用論文搏論文不可的習氣。究其緣由，大抵與澳門有演藝學院但沒理論組、系，促使「澳門劇場文化學會」都不得不與論述、學術攪和在一起，但結合個案分享、論文發表、專題論述的場次設計，尤其是讓曉角劇社、石頭公社、戲劇農莊、足跡、小城實驗劇團及零距離合作社，就「民辦劇場空間的建立、經營與展望」共同進行分享，使場合脫離「研討」的意味，又貼地回應現狀。
演出最後的安排明顯試圖將之撼動：第一個主動離開的，不是表演者而是觀眾，這種打破常規的行為無疑是帶有表演性的，而即使是無反應的觀眾，同樣以自主意識來延續了這個表演，只是達成的結果相反而已。
自「城市藝穗節」舉辦以來，大家也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演出。有些人會說：「看演出，是觀眾與表演者之間的關係。」觀眾好像是比較獨立、個人、孤獨地欣賞表演，所以我們特地舉辦了今次的「藝評擂台」，讓大家看完表演後，有一個聚會，可以互相交流，觸發更多不同的思考和想像。
現實的殘酷激發了想像力，就像化學系的愛情是拿一小顆泡騰片加入水中，滾動的水泡，興奮時刻，是愛情的化學反應；廢舊的後照鏡，貼上一對眼睛，盯着你，不能輕舉妄動；自製的西洋鏡，我們在小小的鏡頭裡看到模糊不清的家族照片，就像觀衆透過這小小的劇場觀看那個大大的世界。阿比的動作表情，聲音配襯，沒有特意地傳遞痛苦，自嘲幽默的手法，卻更加讓人動容。
年記憶就像碎片，從臨時抽屜中拿出以現成廢棄物製作的偶，就像是把記憶組裝的工具，我們開始在腦內拼合畫面。胡辛又隨手以米粒沾在手指上，微小地在攤開的大地圖上移動著，標示了遷移路線和過程。米粒是源自土地的產物，家鄉曾經的豐饒之景，也是每一個人的生存基本。這些米粒稍後更將變成我們同吃的一鍋飯，是的，我們的關係，既遠且近。
從劇情知道，下一代與上一代的隔膜無法彼此了解，第二代澳門人在異鄉，通過一個人洗碗，而將碗傳遞到另一個人手上再擦乾這個儀式，才能彼此重新了解。我的目光自此至終無法離開後面墓室的石牆，聽著日本殉難者的語言，他們正在復活向我們訴說。佐川大輔和他的七位演員在聖保祿學院（大三巴）這個遺址裏 ，給包括澳門觀眾、亞洲天主敎史、澳日文化交流，乃至最基本的空間處身位置上，充任了作為跨越時空的媒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