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不是一個人——淺談《彼時此岸》中的身份危機
於是,當演員說出:「如果澳門是一個人的話,他肯定已經精神分裂」時,不免讓人錯愕,和尷尬。因為澳門真的不是一個人,這裡有很多人,本就不可能只擁有一種性情、地位和身份。同證,戲中出現的台灣和中國形象,也不免落入一元、片面的誤解。
於是,當演員說出:「如果澳門是一個人的話,他肯定已經精神分裂」時,不免讓人錯愕,和尷尬。因為澳門真的不是一個人,這裡有很多人,本就不可能只擁有一種性情、地位和身份。同證,戲中出現的台灣和中國形象,也不免落入一元、片面的誤解。
《紅鞋》被大幅度重新編寫,紅鞋所代表的危險慾望,轉移到老太太身上,再加上珈倫由不同的演員飾演,而老太太則由同一人演,集中焦點,讓老太太成為主角。“足各”的版本將原著主客位置對換之餘,故事發展變得相當奇幻,在情節上更把家長控制孩子成材的慾望,完全表露無遺,有別於原著含蓄地用“紅鞋”去代表人內心的貪念與慾望,也完全去掉任何宗教意味,可說是全新的故事。
從這個思路來看,法庭在進行判決的過程中,可見有失男女平等之意。若為雙方意願下進行的親暱行為,事後卻能成為了控告的依據,其中間的重點在於雙方在進行相關行為的意願,因為,亦可以將進行該「重要性慾行為」(澳門刑法典第一百五十八條)理解為男性「被法吻」。
若想像置身另一個黑暗的星球,無法看到身邊的事物,沒法和親近的人在一起,而決定是否光亮的人並不在於自身,這樣的說法是建立互信,還是互相猜疑?而我的感覺,更在於激發起身體純粹的慾望,並忘記當中可牽涉的情感,作為觀眾的我,其實無法在這個場景設置中,尋找到足夠的安全感,可以安心脫掉身上的保護罩。相較把我帶來時的溫暖,室內的氣氛是相對冰冷與無助。
三盞燈附近有間舊式攝影店,櫥窗裡擺放著兩張人像照片,一張是Steve Jobs經典摸鬍子頭像,一張是年青時代的鄧麗君。相當於今天每人家中至少都有一件蘋果產品,凡有華人的地方,幾乎就有人會唱鄧麗君的歌。
此版《海鷗》可看作是一位在歐美浸淫的導演帶著自我對當代藝術社群的理解,借契訶夫式的情調,展現了既冰島又當代的苦悶焦灼的情態——苦無出路的年輕一代、其與上一代的衝突與拉扯,以至種種愛與不愛的錯位。
今年五月最後一個週末,匆匆趕上澳門藝術節的尾班車,兩天內一共欣賞了四個節目,每一個都有其特色。不過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就集中點評兩個無論在演出規模,還是其表演形式上都南轅北轍,但卻同樣動人的演藝佳作:《梅田宏明雙舞作》與《巧手陶偶》。
這次音樂會的劇場元素也許未必是幾年來最豐富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樂團派出學生團員參與戲劇演出,擔任戲劇中多個學生角色,打破樂手還樂手,演員還演員的壁壘(其實去年連指揮也得角色扮演),真正做到跨界別的合作,從中亦看到樂團求新、求變的決心。
跨文化或全球化是觀賞這次改編演出的另一切入點。原著的空間背景限制在俄羅斯之中,這次演出則在台前幕後皆凸顯了全球化時代的特徵:導演Ross本身就是一個「國際人」,生於拉脫維亞,曾在歐、美、俄三地居住,這次和冰島劇團合力製作俄羅斯的經典劇目,在澳門演出。
在顛覆了劇場的再現性之後,RP記錄劇場要問的是,他們要的是否是跟從他們指示的安分的觀眾?他們怎樣可以保持自己仍然是藝術家,而非淪為城市觀光策劃師?或者,進一步問,當我們都已經解放到劇場之外的時候,身體卻仍如同坐在觀眾席上觀看舞台的觀眾一樣,那一開始我們為什麼要走出劇場?我們是不是用空間就可以界定對於劇場的突圍?走出劇院便已經算作突破?還是說,真正的衡量標準在於,心理和身體層面都打破劇場給觀眾設立的框框?
原著中伽倫尚且在結局時藉得到上主救贖,解決了自己生命中的重大危機。可是足各藝術社的版本之中,伽倫被砍斷雙腿故事情節即告結束,昏暗的光線中其腿上的血紅傷痕份外顯眼,令作品顯得更是懸而未決──也許是由於希望維持與原著完整性,伽倫並沒有在鬼魂遊說下自殺,卻是如原著般被砍下雙腿。那麼斷腿後的伽倫又會否繼續被老婦折磨?還是如原著般得到救贖?
今年的題目是「藝評與教育」。這樣一並列便可看出一點:都是大的概念,可有多個面向的解讀,有足夠空間延伸發散。毫無疑問歷年的主題都是重要議題,且都與劇場發展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