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的意圖：《病歷編號：ＸＸＸＸ》的影像呈現和觀點轉換
影像在作品中具有不同功能。奇案影片拍攝和直播期間，影像捕捉的不再是一剎永恆，而是故弄玄虛的消費主義奇觀。攝錄意味著擁有作者的權力，鏡頭則成了他們的武器，因此《病歷編號》同步呈現影像和拍攝過程，暴露了觀看過程中的互動，乃至影片作為娛樂的消費過程。
評地有聲 VOL 021：從學生到導師，她們說校園戲劇創作
校園戲劇一直孕育著不同世代的劇場工作者，但校園戲劇的發展與創作，卻又鮮少被討論。這一集「評地有聲」邀請了陳嘉宜和梁建婷兩位劇場工作者作為分享者，她們從校園戲劇成長起來，成為澳門劇場界的中流砥柱，同時又是中學戲劇組的導師，她們如何看不同世代校園戲劇的變遷？如何跟學生一起創作戲劇演出？對她們來說，一直堅持在校園戲劇的領域，又是為了什麼？
對近年校園戲劇發展的思考 —— 青少年編劇的發展困難
校園戲劇社內的畢業生高中畢業之後，也可能有兩方面的走向，一是他們希望往更專業更大的舞台進發，在這些舞台上實踐自己的編劇/表演/導演作品。二則是人生走向另一軌道，就算心意上都記掛校園劇社的事情，也會因為全新的生活而沒有時間及精力分配在校園劇社的運作之上。
角色多重扮演、不確定空間、直面時代 —— 澳門劇評人的新寫作
如果大家有留意澳門劇場發展，早幾年流行一種劇本叫新文本（New writing）。它的形式是去除指派角色和台詞，也不標註戲的發生地點，有人把這叫「去空間」和「去角色」，但我沒有這麼悲觀，我認為這只是留下一些模糊空間，讓人和空間都處於不穩定的狀態。這也頗像過去幾年澳門劇評的狀態，這也是我訂下這題目的原因，澳門劇評也出現了新的狀態。
來 SWOT 一下香港演藝評論現況
我們一直在官方和非官方、資助與非資助之間遊走，作為一個受資助的機構，我們在一些人眼中會被認為是某種官方的代表，我也明白有些朋友覺得自己未必需要在加入組織的狀態下書寫。我們作為組織也會被視為某種中心，並透過成為中心爭取更多資源，這固然有利有弊。現在環境也太複雜了，所以我們也在不斷遊走的狀態。
保護傳統、關注前沿 —— 《廣東藝術》及廣東地區劇評現況
前幾天我們編輯部在討論，究竟我們的「前沿劇評」在哪裡呢？我們都在感概廣州沒有引進國外前沿的劇目，也沒有北京上海那樣的生態，也沒有本地的先鋒的舞台大作，到底哪裡可以有前沿的評論？
虛實編織的點線面
機構策展最終必然是支持性的，但批評可以是非支持性的，當批評被包覆在機構策展裡面，揮出去的力量就有可見的限制，因為機構很難否定自己。這種矛盾也許是造成評論者無力感的來源之一。如果批評的另一個意義是「對權力說真話」，當代社會又像韓炳哲所說：「新自由主義的權力技術採用了一種微妙的模式，它並不直接掌控個體，確切地說，它要做的是讓個體從自身出發，自己去影響自己，讓環境威力法則自發形成，同時，還會把這種法則詮釋為自由。自我優化和征服、自由和剝削都合而為一……自由和剝削合二為一的權力技術，成了一種自我剝削的形式。」所以我們愈來愈難區分什麼是被建構的慾望，什麼是真正的自由。
纜繩與「他們」—— 評《暴風雨》
以十六條繩所組成的佈景令我感到驚喜，纜繩，除了因為纜繩作為符號，象徵了暴風、航行、捆綁、失去自由等意象外，我認為最關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向上爬」的救命繩索，這個「向上爬」既可以理解為從社會低層向上爬、從深淵向上爬或從困局從向上爬，不論如果解讀，「男人」的行動也是要藉演出原典《暴風雨》來達到向上爬，「男人」好幾次都是牢牢地捉緊纜繩場口除了因為要演出，更多的是反映其內心重拾自由的渴望。
變出看不清的投射，《暴風雨》的魔法還有效嗎？
非線性的敘事手法，反覆的自我對話，在卓劇場與眾聲喧嘩上一回合作的《遠方之歌》中已見端倪，這次合作把疏離感發揮得更為極致。極簡的長方形四面台空間設於文化中心黑盒劇場中心，天花整齊有序地垂下粗麻繩，舞台中心由三塊圓弧形塊狀組成，是座不完整的孤島。筆者尤其喜歡繩索的意象，除了象徵航海，有時是武器，有時是根救命草，更有把角色扣連在一起又鬆開的意味。
最和諧也是和諧之罪
無條件的放下/寬恕，加害者當然會感受到世界的寬容；而受害者則會感受到無比的委屈和不公。而這種感受，是 Paulina 製造這場「審判」的因，它同時令我推翻自己在劇初對 Paulina 是個廣義神經病人的想法。
剝去語言的劇場和城市空間 —— 看 2024 布達佩斯劇院之夜（Budapesti Színházak Éjszakája）
一個好的劇場演出能看的要素太多了，不過是少了語言，少了對人物關係的認知，事後想起來無法準確答上觀後感最常問的「這部戲講了什麼」，但劇評人不在乎這些。能夠在劇院裡聽到現場鋼琴有多美我就不提了，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在圓拱型的半地下室，從左側小窗的位置投下來一盞模仿監牢鐵門的光，János Kókai 貼牆站著，頭戴一頂歪歪斜斜的軍帽。
當我說這個演出其實想討論什麼？ 劇評人回顧2023澳門劇場（四之四）—— 如何說澳門故事？
「我覺得《隨身誌》和《消失的身影》最大不同是，《消失的身影》餵了很多背景資訊給你，究竟幾年幾月發生過甚麼事情，做過甚麼政策，社會出現了甚麼情況。《隨身誌》是省卻了所有這些，雖然也有剪報，但也很零碎，你沒辦法知道那個大事是怎發生，或大環境是甚麼。這件事他要留給觀眾，或者他就很純粹的，就是想我們怎樣去看記憶這件事。」
評地有聲 VOL 020：評論的廣度與現代的不適應
剛剛出席 3 月 17 日澳門劇場研討會的台灣劇評人吳思鋒，將為大家分享這次研討會中的思考，並從澳門青年劇評人面對的問題，回溯自身的書寫經驗，提出一些可能的發展方向，尋找一種「廣度」的劇評。最後他推薦大家閱讀韓炳哲的《精神政治學》，從更廣闊的社會發展角度，反觀劇場中「專業」、「職業」的焦慮。
戲中之戲，外中之外：《暴風雨》中的荒謬和對自由的反思
《暴風雨》兩人演出的結構在呈現上也與不少荒謬劇類似：他們每一句對白都是對話，但亦從來都不像在對話；他們想在角色中尋找自我，但角色卻不斷為自我設限。至此，演出扣連起莎士比亞文本對「自由」的思考 ——「我」總是並非完全自由，因此「我」和劇中角色兩者之間總是充滿張力，而莎劇《暴風雨》亦成了兩個演員唯一的共通語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