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站評論

重新發現周邊社區(上)

一個社區居民需要些什麼?一個活動與他們的生活聯繫又是什麼?是否有足夠時間和心思去認識和了解他們?有時候往往不是高雅放置在展覽館裡的展品,但也不能忽略他們對藝術文化的觸感。

談《如何對付克萊爾》中的視形傳譯

傳譯員在表情上的演繹,明顯比演員來得更為鮮明張揚,使他們承擔了傳譯以外更多的演繹任務;同時,透過由傳譯員分擔演員工作的這種做法,呈現的是最終演出完成前,不同組成部份被分拆開來觀察以便重新組合的「過程」狀態,呼應了讀劇演出的性質。

手電筒聚焦與鎂光燈普照——從兩種策展態度說起

「澳門劇場文件展2020——無處可去(No Where To)」雖然只是一個微型展覽,但每項細節無不展現出策展人的巧思與體貼,從入場開始,工作人員便認真為每一位入場者進行消毒與探熱等防疫程序,並給予每位入場者一支手電筒,讓觀眾化身為「探險者」,主動去「發現」歷史,進行一場豐富的情境式體驗。

劇場之死

在海邊長大的孩子,從小就無意識的善於游泳,同樣生活在資本主義裡的小孩,也無意識的長成機敏的商人。我想,商人不是特別的愛國,也不是特別的不愛國,只是一切唯利而論,按價而衡。那麼當一個城市在大敘事之下,從一開始就注定只有被論述的份,機敏的商人又會不會有價的想像,在市場上拋售呢?

身體中埋藏的情緒

「乖」的背後,會否也是一種自我隱藏和壓抑?甚至遭到不公對待時,也不懂把情緒釋放,讓別人聽到我們真實的聲音,或是,要花更長的時間去尋找情緒的根源,我們為此多消秏了多少時間和精力?

獨特時刻中的湧動

要不是許多沒簽約的前線劇場工作者受疫情猛擊,想起專業倫理與公民責任這道防衛線,可能還在用莎士比亞商籟名句「Roses have thorns.」來理解職業自由的代價。權益欠缺保障,實為澳門戲劇行業不成氣候的體現,加上政府文化政策缺席,文化藍圖由上而下,充滿內患外憂。

小眾之事:劇場與澳門的距離

對大部份的澳門人而言,或許所謂的「劇場界」說到底不過就是一群打著藝術的旗號終日不知道在做甚麼的「小眾」而已,不過本著「不明覺厲」的尊重或自知之明,不好意思去打擾別人罷了。

疫情當下

在小城停頓的狀態下,大家開始臨時想辦法如何運作下去,然而不單說別人,反思筆者自身,在處理影片拍攝技巧、文案吸引度和網上銷售平台等,仍有許多改善空間,距離能正式在網上營運仍有點遠。

2019:做一個階段性實驗劇評人

對於評論的角度或藝術水平,作為寫作人依然抱持著點點懷疑,每當不知道如何寫的時候,總是叫自己先由感受開始。抓住最深刻的印象,由感受轉化成實實在在的觀察、描述、反思,向創作人提出疑問,為讀者提供多一個觀演角度,是個在主觀與客觀之間取得平衡的寫作實驗。想到近年出現大量的「階段性實驗」作品,筆者又何嘗不是個「階段性實驗」劇評人?

《此時此刻》的社會「貼題」及其美學中的不滿

演員對觀眾的呼喝或挑釁,似乎想他們感受極權專制的高壓統治,而從澳門觀眾順從的舉動來看,創作者也印證了澳門和諧的社會風氣。另一方面,筆者質疑此種「類參與式」的劇場手法的道德證成是否站得住腳,意即,以強硬的手段告訴觀眾政治強權是否合理?

兩名「旅人」的掙扎:觀《劇場搏劇場》

整體而言,以上兩名海歸演出者都作了突破自我的實驗,表達自己內心的情緒。兩個跨界演出——一個結合視覺藝術、環境劇場等元素;另一個結合形體、音樂與戲劇元素——擴闊觀眾的劇場體驗;它們都反映兩位創作者對澳門與自己的關聯。在這個年代,到外地留學越來越普遍,那些赴外求學藝術的人海歸回澳後會否對澳門這個社會失望?是否會在個體自由和社會責任之間掙扎?那種種的不安,緣於何處?

我們都是逃跑的豬 ——《誰倒了這片土地》觀後感

在車上的部分與其說是演出,更像是一場實驗,聆聽的實驗。我們不想聆聽別人,有時聆聽別人,也只是為了自己被聆聽罷了,而從沒有真正的有效溝通。原本覺得時間過於冗長,但後來又想,這段時間是否必須?是否需要足夠漫長的時間,才會讓我們感到麻木?就如每日的我們,對身邊的聲音習以為常,繼而感到煩厭,無助,逃離,不願再聆聽。

「演書節」的逆流創作:《安娜與蘇珊》

從《像XX的一個演員》至《安娜與蘇珊》,「足跡」和演出指導團隊,就試圖幫助梁和龔兩名演員找到適合她們的訓練方法,並在改編文學的過程中,以訓練得來的成果把文學進行轉譯。在這次演出中,三地劇場藝術家擦出火花。當代化的文本尖銳地指出了澳門當下的困局;導演高俊耀和各舞美運用簡單的舞台美學,營造出孤寂的夜晚和神秘的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