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熟悉——觀《咖哩骨遊記2019.旅行裝》
《旅行裝》的演出形式,有其利弊之處。一方面,在戶外進行「特定場域劇場」,可大量節省舞台佈置的功夫。如果是公眾場所,排練時間有很大的自由度,還省下一筆場地租借費。而且,整個城市也在與觀眾對話,平凡的街角或富有歷史的建築,對觀眾來說,本來就是劇情以外的另一種「文本」。可是,當天有不測風雲時,觀賞體驗就會大打折扣。
《旅行裝》的演出形式,有其利弊之處。一方面,在戶外進行「特定場域劇場」,可大量節省舞台佈置的功夫。如果是公眾場所,排練時間有很大的自由度,還省下一筆場地租借費。而且,整個城市也在與觀眾對話,平凡的街角或富有歷史的建築,對觀眾來說,本來就是劇情以外的另一種「文本」。可是,當天有不測風雲時,觀賞體驗就會大打折扣。
改編版《藥》的結局和尤內斯庫的《犀牛》的結局有異曲同工的妙,不同的是,尤內斯庫在最後一刻點到即止,而《藥》則為觀眾作了選擇。然而,筆者不妨嘗試反向詮釋,把《藥》中的世界視為某種惡托邦,警醒我們,民主和公義極其珍貴,不要到最壞的時候才有所覺悟。
在澳門,劇評人漸漸成為政策與補助制度下的配合者,寫作者稍不留神,劇評就易變成命題作文,我們去看一個演出,就此作些描述,說些心得就完了。就給予演出團隊意見上,這是有意義的,同時也是把演出帶往公共討論的過程,但當劇評和演出變得像「埋身戰」,來一個寫一個時,熱誠真的很難不逐次減退。
質地與內容突變,從「為什麼他們才是最受歡迎的動物,而我不是?」的疑問出發,最終走向了一種蛻變、非線性、無目的的等待。它不是一個回歸起點的敘事旅程,呼應面對種種生態及動物權問題,身為人類的我們無法提出正解。
欣賞藝術作品,就像高達美筆下的節慶活動體驗:我們不再像異化的勞動般分崩離析,而是集結在一起。因此不論是《洄游》中所討論的女傭印象,還是《共建美好家園》中空間使用的體驗,都在參加者的視域中獲得理解,衍生新的意義並互相共融。因此源於生活的藝術,也就成了我們理解彼此的基礎。
劇中保留的親人離世的思念之情,孩子誕生的喜悅,母親的幸福是孩子的笑容等情節,這些部分能連成一線,把親人之間的幸福立體地呈現,亦能帶出幸福也是在自己的周圍,生活是既簡單又溫暖,劇畢,筆者也忍不住想想家庭中有著什麼幸福。
演出中帶來驚喜的是紙蜻蜓, 在蜻蜓放下的一刻,猶如回到兒時相對簡樸的環境,但同時亦令從未玩過紙蜻蜓的我不禁在想,在這次演出中,我們在重溫誰的年代?重溫的意義對觀眾來說是什麼?
事實上從第一場開始,道奇談到血的味道像水果且十分有趣,已在預示其創傷與愛混合的意象。譚業祥身型高大,視覺效果上儼然是成年人,因此一直像在童稚和精神失常之間遊走,而其後隨劇情發展,則揭示了凱琳的家庭問題。如果說健康隱喻正常,那麼疾病就是晦暗人生的表徵,令超寫實的場景更帶點荒誕和悲涼。
戲中種種對真實的擷取及拼貼,提供充足資訊之餘,也製造了可被觀眾接收的起承轉合,就現場觀察,包括我在內的觀眾,也真是看得相當投入,在供觀眾認識議題、傳達心意上,《飄流船廠》可謂相當成功。
於是,當演員說出:「如果澳門是一個人的話,他肯定已經精神分裂」時,不免讓人錯愕,和尷尬。因為澳門真的不是一個人,這裡有很多人,本就不可能只擁有一種性情、地位和身份。同證,戲中出現的台灣和中國形象,也不免落入一元、片面的誤解。
《紅鞋》被大幅度重新編寫,紅鞋所代表的危險慾望,轉移到老太太身上,再加上珈倫由不同的演員飾演,而老太太則由同一人演,集中焦點,讓老太太成為主角。“足各”的版本將原著主客位置對換之餘,故事發展變得相當奇幻,在情節上更把家長控制孩子成材的慾望,完全表露無遺,有別於原著含蓄地用“紅鞋”去代表人內心的貪念與慾望,也完全去掉任何宗教意味,可說是全新的故事。
詩篇舞集作品《她們說……我城》,由香港著名舞蹈家梅卓燕,夥拍台灣的古名伸以及本地藝術家何雅詩創作,以舞蹈展示城市印象,探索人和城市之間的關係──更精確的說,是在這個城市的氣氛影響下的人際關係。Noël Carroll和Sally Banes在《舞蹈、模仿和再現》(Dance, Imitation and Representation)中指出多種舞蹈再現的方式,當中的無條件再現(unconditional representation)即以文化符碼助觀眾了解參照物。這次的三部作品不算複雜,我們不妨以此為例子,簡單探討舞蹈與觀眾(我)如何產生關係。
來自日本的劇團Theatre Moments,從去年11月到今年1月在澳門上演了三個演出,分別是改編日本文學著作的《楢山節考》、兒童劇《雪》以及重演本地原創劇本《生之葬禮》。作為一個外地藝團在澳門三個月內產出三個演出,是較少見的現象,讓本地觀眾在一段時間内,通過多個演出了解到一個外地劇團的創作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