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構策展最終必然是支持性的，但批評可以是非支持性的，當批評被包覆在機構策展裡面，揮出去的力量就有可見的限制，因為機構很難否定自己。這種矛盾也許是造成評論者無力感的來源之一。如果批評的另一個意義是「對權力說真話」，當代社會又像韓炳哲所說：「新自由主義的權力技術採用了一種微妙的模式，它並不直接掌控個體，確切地說，它要做的是讓個體從自身出發，自己去影響自己，讓環境威力法則自發形成，同時，還會把這種法則詮釋為自由。自我優化和征服、自由和剝削都合而為一……自由和剝削合二為一的權力技術，成了一種自我剝削的形式。」所以我們愈來愈難區分什麼是被建構的慾望，什麼是真正的自由。
叫不出年份的中文月曆依然掛在牆上，各種生肖的圖案作為家裡的裝飾，她照舊地叫它們做「月份牌」；處處放著老字號月餅盒和陳年調味罐，裡面收藏著數量難以數清的紙類物品。牆上尤其醒目的是，一張女兒的大學畢業照，那種她稱為「西人」的拍照方式和背景：七三面，四方帽，燦爛的笑容，一副專業的模樣，是他們異鄉人最大的驕傲。
去年Hervieu轉任為巴黎2024奧運會的文化總監，並把舞蹈雙年展交棒給年輕的Tiago Guedes——他也成為舞蹈雙年展歷史上的第三位藝術總監——來自葡萄牙的Guedes曾是一名優秀的舞者和編舞家，今年九月是他首次策劃里昂舞蹈雙年展，為這個歷史悠久的節慶注入新的活力，開啟令人期待的篇章。
第二階段的香港駐留，我們踏入製作，面對更多現實層面的摩擦：如何設計和劃分舞台、怎樣深思音樂與舞蹈的關係、燈光設計與想像的距離，創作材料是否適合面對香港觀眾的考量⋯⋯如何在有限的時間、爆裂頭顱的可能、從中協調和選擇，並結合至表演中倒數午夜的一剎，將意義膨脹。
跨媒體藝術家羅玉梅和舞蹈藝術家楊怡孜，各自在括號及引號裡填充一句話，最後成為了合作的作品標題。二人今次的創作可被視作獨立的、亦有相互呼應的部分，像兩句話有了平滑的因果關係，輕易地接上對方的話，如此順理成章。
讓我們來大膽設想一下：《少數民族》若不是遇上二〇二三年而是九〇年代的香港觀眾，那麼作品的戲謔風格和表演策略，可會是當年香港實驗劇場觀眾相當熟悉的藝術語彙。在那個年代，不少藝術家處理對未來的未知和挑戰時，瘋狂有火，玩得起也玩得真。
疫情打斷過她與人和城市的聯繫，解封後又迎來一個未知的面貌。我們談起，或許，這種融入又抽離的狀態，也就是一個異鄉人註定的日常；「遊」者是帶著旗子上舟的人，總是在路上，而樹立的旗子是甚麼？究竟是示人或是告己？也是每人的抉擇。
鄭冬的劇場攝影，以及她自承對環境劇場的偏愛，潛存澳門劇場的城市性格。在不同相片中，表演者不同的動作所凝縮的意象，與室內劇場或戶外環境的時空，或服貼或衝突地並現，皆成為我們認識，或重新認識澳門城市與劇場的圖像索引，必然關乎留下，也關乎消失。
當一個藝術收藏家或博物館購買一齣表演時，他們獲得了甚麼？他們擁有的是表演（再現）的再現嗎？他們一旦購買了表演，就擁有了表演嗎？這種所有權意味著甚麼？買家所擁有的，是否原先的藝術家或表演者的知識產權？
ChatGPT將原本分離的幾種作用以超壓縮的速度，一體化地黏合起來，這既是文明的必然，也是技術的規律。在這樣的超壓縮與超速度下，是不是反而要求評論必須找到表現「慢」的方式、語言？如果技術總是相關於現代性的佈建，什麼是受現代性變慢的物事？
二高表演的「低級」一方面顯示出對這類景觀的拒絕，另一方面構成對另類身體的賦權，並實踐創造著差異化的現代或後現代的主體性經驗。這一「當代」路徑似乎只有在美術館裡或展覽的語境下才能獲得創作者理想的回饋，但反作用是表演藝術不得不將自身展覽化，即影像化、靜態化，在筆者看來也屬一種無奈之舉。
他們不能雜亂無章地流竄於城市當中、不能在該A的地方做B的事，我們被規訓、教育要成為順服的市民、規矩的行人，尤如城市這個龐大機器中，微小而可管治的一部分。在需要被管治、分類、更新的空間裡，人們受公共地方的規章約制，日常生活行動裡，被教導必須遵守空間共識。偶爾，我們可以參加一場街頭導覽、觀賞一個街頭表演、或者遞交申請，在特定地點做一個展演，不過，前提是這一切都有始有終，這些都是特例，不是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