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實交織的寓言劇場：《遠方》的敘事迷宮與觀演距離
邱琪兒的作品直面性別、種族與戰爭等現代性困境。在後真相時代重演這部千禧年劇作，無疑具有警世意義——當不公與戰火仍在地球彼端蔓延，我們卻慣於將其異化為日常生活的背景雜訊，更遑論那些隱匿於新聞敘事之外的結構性暴力。這或許正是《遠方》留給當代觀眾的終極詰問：當「遠方」的暴力成為日常生活的背景雜訊，劇場能否在疏離與共情的辯證中，重構一種抵抗遺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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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方》——必須「課後補習」才能讀懂的演出
是次演出卓劇場聯合眾聲喧嘩大膽地捨棄了傳統上最具力量的舞台中央，而選擇利用台側及劇場上方原為後台的部分進行表演，儘管這種空間設計不可避免地與觀眾產生了疏離感，但實際呈現的力量卻絲毫未減，張力十足，同時充分利用了黑盒劇場的特徵——尤其是上方區域天然具備的工廠感，與第二幕的製帽工廠情境完美融合。這使得劇場空間本身成為敘事的一部分，而非僅是演出的容器。
《遠方》：劇場美學下的疏離之境
整部戲幾乎單靠對話構成，複雜的台詞不易消化，卓劇場利用多種戲劇元素補完故事。耐人尋味的是，強大的機器能辨識到各種人臉，反而我們人卻看不清楚人的真面目。整部戲一直看不清演員的樣貌，除了在帽子工廠 Joan 和 Todd 走近觀眾席俯看以外，直至最尾一幕才投影出 Joan 的側面特寫。無疑，在空間和燈光上的處理上，確實展現了團隊在宣傳上極力強調的美學效果。
那「遠方」，難「接近」——《遠方》觀後
筆者的挑戰應該是失敗了。這「遠方」實在太遠，無法「接近」。「劇場性」與「觀眾接受度」的平衡是一場藝術與溝通的博弈，創作團隊在發揮其創造力，開拓觀眾嶄新感觀的體驗時，是否需要提供一些情感聯繫作為溝通橋樑？可能文本中或創作者已給了不少符號的提示或具象的情感，帶領觀眾進入那個世界，但若觀眾無法從演出中感受，或自覺被排斥在外的話，那是否變成演出的自說自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