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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裝置現場」,重溫幾次澳門劇場實驗

主權移交後初期,澳門劇場的「實驗性」似從劇場美學跳進有關身份認同、回應社會議題的內容探索,以及從業餘到專職業化的轉型,論美學上的實驗或許便要到小城實驗劇團、譚智泉、莫家豪等新一代劇場導演,近年對歐陸「新文本」的引進,以及同樣由譚智泉所策劃的「劇場搏劇場」。

及時劇評:「劇場搏劇場」小記

但回顧這三年的劇目/表演內容來看,可以見到策劃人員的用心,首先是每一年都試圖找尋不同主題、不同方向的表示單位,不論是本地或外來的,為觀眾帶來比較豐富的演出;而在今年第三屆中,以裝置與劇場的結合作為主題,並辦為一個「節」,單一的演出當然是有的,但作為在節內的一系列演出,對票房構成的風險也不低,或者這也是一晚安排兩至三個演出一同觀看的原因。

及時劇評:「裝置現場」劇評

在表演與裝置本身到底誰是主,誰是次?兩者又如何結合及共融?但無論上述那一種形式,我們都很難用二元對立的方法來劃分,因為它們在發展過程中為了突破有時會把劃分界線模糊掉,就正如「劇場搏劇場」的藝術總監譚智泉所說:「『裝置現場』,這個主題的一體兩面是作為裝置的『表演現場』。

僕人的希望和絕望

而惹內本身對於通過死亡達致夢想或宣洩目的之作品,在今日上演,有如國內禁書,鍾祖康所寫的《來生不做中國人》一書,書名標題之意,可奉之為死後轉世的目標,也可對此話嗤之以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