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與蘇珊》:人生如戲
如果「她們」是多重人格,那「她們」與我們的關係就超越了角色與劇本的分析及評述,而直指虛擬與現實存在的對話空間。現實中,如果我們有某程度的道德覺醒,了解對與錯的界線,我們又何嘗不是在網絡存在與物質存在並存的時代,把自己的肉身安放在私人空間,對鄰埠的白色及血色七月保持旁觀,繼續活在物質世界的小確幸中,而靈魂卻在虛擬空間中活著,當一名鍵盤戰士,在網上為那些看不見的價值,奮戰荒誕思維到底?
如果「她們」是多重人格,那「她們」與我們的關係就超越了角色與劇本的分析及評述,而直指虛擬與現實存在的對話空間。現實中,如果我們有某程度的道德覺醒,了解對與錯的界線,我們又何嘗不是在網絡存在與物質存在並存的時代,把自己的肉身安放在私人空間,對鄰埠的白色及血色七月保持旁觀,繼續活在物質世界的小確幸中,而靈魂卻在虛擬空間中活著,當一名鍵盤戰士,在網上為那些看不見的價值,奮戰荒誕思維到底?
是次演出以口述歷史作為表演元素的方法,並不囿於照本宣科的播放及宣言,而是與具有紀錄象徵的環境及演員自身的歷史及肢體表演水乳交融,轉化成別樣的、具有表演力的「演出者」,創造豐富的想像空間,超越環境與演出,成為一種有流動性的有機整體。
對鋪陳簡介甚豐的《舞.醉龍》演出,我提出了一個疑問:理解傳統文化的意義非關文化底蘊卻為象徵意義,以此為立足點的當代創作是否牢固?以此演出作為藍本,答案遠比想像中難以回答。
劇作整體視覺呈現有如萬花筒,每轉動一下就有微妙的變化。幕與幕之間,由黑衣演員執行的轉景及導演預錄的詩句,把舞台演出拆散成碎片,同時組建為一首全新的視覺詩歌。演員們在舞台上沒有名字,台詞也因為沒有收音所以難以聽清。換言之,導演在處理劇情時並沒有要讓觀眾「聽」演出,更不用費神了解他們的身世及關係。觀眾只需專注凝視著那些定格,感受分秒間的吉光片羽。
在兩地演員的背景各不相同,訓練背景也各有差異的情況下,演員執行動作及聲音的能力各有差異。由於整體演出的重點均側重演員的表現,偶發性的動作不一,忘記台詞在這個演出中尤其明顯,也更容易令觀眾從敘事中分神。
從風格及內容各異的段落,可以窺見演出的「時間」透過愛情、群體及分離呈現。而且,這些事件呈現的生命意象與我們當下的存在有頗大的割裂。這些定格恍似反映編創團隊對過去曾經不穩的小城想像。
「不再高唱夢想」及「帶來澳門娛樂圈內幕」使《我係歌手》陷入了一種尷尬:如果要以售賣某種對澳門畸形生態的情懷的演出來看待,觀眾根本對本地娛樂圈一知半解,難以透過語意不明的「內幕」得到娛樂;然而,如果以劇場演出的藝術價值來解析,一堆拼貼的、照本宣科的浮光掠影及一再重覆且單薄的舞台效果又在傳達甚麼價值?
相比原著循環往復,別無推進的敍事手法,「窮劇場」則把角色梳理出清晰的層次及面向,整理出他們較為突出的段落呈現,在保留角色的特點同時,也為此故事增添可演出的進展。兩位演員演出所有角色,運用國粵夾雜的中文、角色的語調、動作及衣著的變化,使多名角色在演出中清晰地呈現。
《長衫詞》各段落的動作設定,為前述情境作出「既非戲劇、也非舞蹈,更不是劇場化的舞蹈」的回應:清楚思考設定動作的因由及意涵,再與其他表演元素相輔相成,才是肢體動作共通於所有演出的不二法門。
它令我有感不是各動物演員的演技,他們的肢體動作清晰,卻僅為交代劇情而設,且仍為兒童劇演出典型誇張的風格,難以令人信服;也不是正面的教育意義,分享與擁有,相信人手一部iPhone的小童都已擁有太多,也忙於在網絡世界分享各種成人事兒。
從形式而言,各段各有功能、表達強度及接收時間的差異:場所簡介需要有切身關係,不然就是博物館的介紹;街角小照則需駐足細看,感受細微差距;場地裝置則需要引導觀眾參與或回應才可達致相應效果。這些元素都在文物大使及工作人員風塵僕僕的加急腳步中,成為城市空間走馬看花的表層拼貼或妝點,更遑論肌理及當下生活了。
她們化身記憶的載體,以散落各處的尼龍帶作為地方的痕跡,結合環境的歷史、氣味及感覺,將大小地方的痕跡漸次披掛上身。體驗過後,全身痠痛的同時,猶記得舞者於清水戲院四個大字前一段仿粵劇演出,過去與現在、傳統與當下,同時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