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城,舞蹈的不同可能: 觀澳門基金會市民專場《她們…說我城》及《也許有一天》有感
兩個演出構成及操作手法各異,達成的目的及面向的觀眾群也不同。無論演出質素如何,這兩個演出卻揭示了在澳門,將舞蹈演出帶給觀眾的不同可能及結果。
兩個演出構成及操作手法各異,達成的目的及面向的觀眾群也不同。無論演出質素如何,這兩個演出卻揭示了在澳門,將舞蹈演出帶給觀眾的不同可能及結果。
《也許有一天》的特點就是用輕鬆、明快的節奏,配上歌聲帶動全場氣氛。值得注意的一點,全場對話聲緊接歌聲,歌聲緊接對話聲,節奏明快,有力,使劇場的冷場感減少,觀眾可以更早進入狀態,更快投入這個故事之中。舞蹈亦是帶動全劇另一個特點,的確《也許有一天》的舞蹈十分精彩,尤其Paulo José Manhão的表演十分到位,而且令人印象深刻,他成功把一個愚昧、但驕傲的中學生刻劃出來,與女主角的成熟、沉穩形成鮮明的對比,這種反襯成功突顯出女主角的形象。
詩篇舞集作品《她們說……我城》,由香港著名舞蹈家梅卓燕,夥拍台灣的古名伸以及本地藝術家何雅詩創作,以舞蹈展示城市印象,探索人和城市之間的關係──更精確的說,是在這個城市的氣氛影響下的人際關係。Noël Carroll和Sally Banes在《舞蹈、模仿和再現》(Dance, Imitation and Representation)中指出多種舞蹈再現的方式,當中的無條件再現(unconditional representation)即以文化符碼助觀眾了解參照物。這次的三部作品不算複雜,我們不妨以此為例子,簡單探討舞蹈與觀眾(我)如何產生關係。
繼一月「澳門城市藝穗節」後,今年二月我們迎來澳門文化中心一年一度的「開箱作業」系列演出。三組本地創作團隊分別帶來默劇《白痴一族》、全方位體驗劇場(Immersive Theatre)《歲月.舞.聲》及運用全息影像投射(Hologram)的戲劇演出《春風蝴蝶之事》。除了默劇較容易讓觀眾聯想到幽默的無聲表演外,後兩者都可算是本地演出的新名詞/嘗試,也為「開箱作業」帶來不少亮點。也許就是因為默劇這個名詞存在較久,也僅有默劇的嘗試較為突出,另外兩個只能算是差強人意,還待時間證明這些標籤的重要性。
演出後,有人極為推祟,但亦有人表示懷疑並進行熱切的討論。威爾遜是我的劇場啓蒙者,我也是他的忠實粉絲(fans)。但若問我這部作品到底有沒有驚喜及過人之處?
我的答案是:沒有。
然而,澳門人和台灣人似乎不太一樣,台灣人對台北一零一的跨年煙火是真愛,因此天空爆炸了多少鋪張的火樹銀花都不夠,最後大樓的樓面一定要秀出「愛台灣」之類的字樣,觀眾才被感動到,煙火秀瞬間昇華為台灣認同的國族儀式。相對來說,澳門人對新葡京及其背後的那一棟棟金沙銀河威尼斯人,是不動真感情的,娛樂場再金碧輝煌也不會是澳門人的娛樂,大幅擴張的賭場區,只是澳門人服務賭客娛樂的經濟殖民地。
《紅》就像它討論的樣版戲般,以有角度和立場的寫實凌駕美學探索,並由《紅色娘子軍》出發走進文革身體政治的討論,更以八十後的想法,延展至當下我們對於身體和性別的省思,由於舞者本身的看法已成了作品的藝術主題,筆者評論此作時,也很難擺脫評價他們對於當時政治氣候和自身處境等的詮釋。
這也是構成本劇最核心的命題,本劇以「紀錄劇場」的形式誘導出各個相關人士的「個人記憶」,而個人記憶正正就是構成個人主體最重要的東西;另一重要的主體就是「身體」,身體的記憶(舞蹈)又正是最難以去除的內在過去,而身體的記憶又會進一步強化個人記憶,身體、記憶、主體互相重叠,形成了本劇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充滿傷痕的主體」。
聽着那震耳欲聾的細微聲音,不禁令人好奇本為此劇要角的“人聲(voice)”該如何搶回焦點。就在雷聲、雨聲愈演愈烈之際,卡拉普手中筆記本猛然墜落,與書桌撞擊砰的一聲,像是觸動了大衛 · 連治(David Lynch)電影中以物件切換世界的俐落開關。雷雨聲消失,人聲就此進入。然而,無論是自錄音機傳出的聲音,或是老卡拉普本身說話的聲音,都不只是後見之明的感嘆、百無聊賴的碎念而已,而是另一種以語言呈現的聲音。
紅色的道具服飾,都暗喻他心中曾燃起的火光。當打在舞台身上的慘白燈光逐漸褪去,腥紅也隨之消失。能在黑暗中面對孤寂的,只有他自己而已。最終劇場又走進如開場時般漆黑之中,萬籟俱寂。貝克特的劇本精彩,而威爾遜的詮釋也是入木三分。只是面對衰老,我們也只能像錄影帶般原地打轉,繼而任由回憶泯滅。不管是貝克特或威爾遜,都旨在描述存在的處境,並未在作品中為我們找到救贖。至於出口,仍得由我們自己來尋找。
表演中的重點為織品,塑膠袋與演出者,而他們之間有著什麼關係?這是主要為物料而編的一個演出嗎?一個演出作品的主體能不是演出者的身體嗎?先去問如何去定義有生命和沒有生命的世界之前,是不是該先問這兩個世界由誰定義?劇場裏,能定義有生命和沒有生命的世界似乎只有觀看者,即使是於地上的塑膠袋,只要觀看者認為它有生命力,它就有存在的價值。
記得年前訪問,澳門劇場人曾表示澳門演員有難「埋班」的情況,一個劇本要在澳門找到一個適合角色氣質的演員並不容易,更不用說要挑選全職演員擔綱角色。
Alain Platel所創作的這支舞已經超越了Pina因何而動的概念,他把這種身體缺陷放大,最後令觀眾感受到的不再是舞技,而是肢體障礙者的精神狀態。Pina與Alain Platel的作品都離不開人類的孤獨寂寞,但當舞作中所表現的悲傷傳遞到觀眾那裡時,卻成了深深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