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於「完美強大」的西哈諾,還怕醜嗎?
劇中對人物因天生醜陋造成、既自卑又高傲的複雜個性、沉重悲涼的命運底色並沒有太多著墨,他對發生在身上的不幸、不如意事用輕鬆的態度、機智的語言調侃帶過,雖多次引起觀眾的笑聲,但這個西哈諾已完美強大得不再自卑、不會因愛而不得而過份悲傷和嫉妒,亦削弱了西哈諾對羅克珊愛意的濃度,西哈諾更似一位只對羅克珊疼愛有加的兄長。
劇中對人物因天生醜陋造成、既自卑又高傲的複雜個性、沉重悲涼的命運底色並沒有太多著墨,他對發生在身上的不幸、不如意事用輕鬆的態度、機智的語言調侃帶過,雖多次引起觀眾的笑聲,但這個西哈諾已完美強大得不再自卑、不會因愛而不得而過份悲傷和嫉妒,亦削弱了西哈諾對羅克珊愛意的濃度,西哈諾更似一位只對羅克珊疼愛有加的兄長。
這次演出起用的演員的數量也不少而且他們的經驗都非常豐富,例如龔嘉敏(龔龔)和何錦輝在《游泳池(冇水)》、黎乃鏗在《都更》、梁展鴻和Ambrosio在《天涯海女》等的表現至今仍讓人印象深刻,使我對澳門年青演員的表演能力有著很高的期望,加上導演曾表示有意打破觀眾對角色的固有印象,因此是次演出我最大的期望是如何用運用「角色」。
《國民家庭》的作品其實是做了一次觀演關係的實驗,若是傳統劇場的功能和信任程度一同改變或者貶值的時候,劇場這一個傳播媒介就變成像網絡的社交平台或TikTok的短片般,集中以短時間的效果或大喜大悲的煽情來吸引觀眾為主體。
主持人為了想促進交流,盡量讓觀眾發表意見以達開放討論,但這舉就落入了觀眾難得分享,就讓他們盡情訴說的圈套。介入應強調觀眾的參與及行動,而非純粹的口頭交流。這樣即使劇情發展至一定危機感,漫長的討論也使觀眾聽覺疲勞,減低介入的衝動。
整套劇一直在帶出的除了康寧外,還有就是尊重病患意願。但是如何尊重?怎樣才算尊重?單純多說兩句話便是溝通和尊重?劇組想帶出的中心思想,卻沒有為溝通和尊重患者多加著墨,而是歸於照顧者之間的溝通。
是的,放幾件淘寶貨,本小利大,何樂而不為?大家要的是數人頭的數,誰還顧得上價值、邏輯、文化?在澳門稅收最豐厚的年代,澳門的旅遊文化活動有用了幾千萬公帑的「武林群英會」,在最有錢的時候也無事可為,現在我們作為市民,又可以要求甚麼?
沒有concept、缺乏想像,結果就是變了一個巨大的打卡戶外影樓空間,link up唔到新馬路,其實原則上發生在哪裡都一樣。其實舊雲有啲假,隻兔也太醜,草地有啲太膠,個佈展有啲hea。
或許,在現實中,臨界才是一個常態,而即使是演出所身處的建築物也無法逃離。從2014年起開啟了黑盒劇場藝術身份的舊法院大樓或許將於明年回復其法庭用途,從規劃宣布的一刻起,它已介於感性與理性之間,而它終將結束擺盪而進入下一個進程。臨界主題的創作配合臨界的當下,使這場「舞聲舞息」變得頗有意思。
把一位完全沒主見的角色編為劇本主軸,靠著男主以及女二與她的互動令角色處於是非兩難的對立面,筆者因此十分代入女一的立場,如果我身份是女一我又應該如何選擇?就正如作品的名稱「骨籠」,困著自己的並不是任何物理枷鎖,而是將問題兩極化令自己猶疑不決的內心,肉身就化為骨籠為自己的行動緊緊鎖上,寸步難行。
「系統」一再強調要「磊落真誠」,但又是這「系統」一再無視參加者,彷彿是在消磨參加者堅持的意志。在這樣設定的「社會」下,在街上閒蕩、遊走可會是一種自我的表達?
作為環境劇場,劇中選取的三個地點,九號碼頭天台可以居高望見漁船和海面,也更能體會好天曬落雨淋,這些漁民本身的生活正好可讓觀眾感受,只是之後轉移至九號及十號碼頭岸邊,倒發現靠近岸邊的氛圍更好,吹來的空氣更濕潤、船隻經過完全進入眼簾,即使無法登船,也可近距離感受到船、海、人的連結,感覺直接在岸邊一次過演出會較好。
從演出形式到祐漢的形象呈現,筆者認為《租客》把戲劇結合社區最出色的地方,是展演了多種觀看與被觀看的方式,拓闊社區與人,以及人與他者的關係。《租客》跨越了不同展演形式之間的限制──有些會打破觀眾與演者的界線,消弭真與假的分界;但有些時候又會提醒觀眾:你在劇場裡,迫使觀眾切換一個相對有距離的客觀角度去觀看祐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