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實交織的寓言劇場：《遠方》的敘事迷宮與觀演距離

卓劇場藝術會與香港眾聲喧嘩繼《暴風雨》後再度聯手，以冷冽的劇場語言重構英國劇作家卡瑞．邱琪兒（Caryl Churchill）的新文本《遠方》，將這部被譽為劇作家「最精煉」的文本化為末世寓言。這齣三幕劇折射出戰爭陰霾下人性的異化圖景——少女 Joan 從窺探大人謊言到成為體制零件，最終淪為暴力的共犯，恰似當代社會主體在集體敘事中逐步失語的隱喻。

本次演出以五十分鐘的極簡篇幅，在黑盒劇場裡構築起敘事迷宮：從首幕姑母 Harper 被 Joan 揭發秘密而閃爍其詞；次幕 Todd 和 Joan 在死囚帽子工場中工作，政治機器的運轉以及意識形態的角力；到末幕寓言化的全球暴力意象，三幕之間時間跳躍大，劇作家更刻意瓦解線性邏輯，引領觀眾不斷在謎團中探尋真相卻不可得。

一如作品簡介所述，Joan 的成長過程中，「作品風格逐漸由寫實變成超現實」；更精確的說，語言的作用正在不斷消弭。首幕時，我們難以從對話中確實知曉姑丈的行為和意圖，但此時他們的對話畢竟仍然完整。相較之下，末幕戰爭下的對話中，國家和飛鳥蟲魚或許都是虛詞，但符號背後所指何物，觀者無從得知，亦毫無邏輯可言。語言失能之下，舞台上的對白跟劇中的真相各入歧途，而理性敘事在暴力系統中正式潰敗。觀眾只能從不斷自我修正、自我實現敘事的框架以及空洞的符號碎片中拼湊真相，感受後真相時代的認知困境。

觀眾與演出的心理距離取決於劇場的形式與內容，包括表演形式、觀眾的參與行為以及訊息的接收等。《遠方》無疑是一場大膽的劇場實驗：劇中絕大部份戲劇動作，均在舞台最深處、甚至是觀眾視線範圍邊緣進行。演出透過以暗黑和橙紅光域營造視覺阻隔，表演區與觀演區的物理距離象徵了認知的鴻溝——比如當第一幕演員隱沒於紗幕後方，或置身觀眾視線死角時，《遠方》的「不完整觀演」恰恰呼應了劇中碎片化真實：我們永遠只能捕獲真相的碎屑，如同鏡頭裡的局部真實。

《遠方》劇照（照片提供︰卓劇場；攝影︰Snap_Shot_Sammy）

製作團隊採用傳統鏡框式舞台的觀演分離模式，並以字幕投影「非法侵入者將被起訴」等方式，將觀演疏離美學的異物感推向極致。第二幕 Joan 與 Todd 分列觀眾左右高處對峙時，空間張力化作意識形態的角力場；劇場中突發的巨響撕裂觀演空間，仿若戰爭的隱喻，有喚醒觀眾的批判意識的作用。

只可惜本劇過度依賴文本密度，劇場動作卻欠缺亮點，未能將物理距離有效轉化為情感衝擊，甚至本該充滿美感的構圖和場面調度，也由於觀賞距離過遠而大幅削弱。這種「詮釋斷裂」困境，實則揭示當代劇場的母題：如何將哲思轉譯為有效的劇場語法？本次創作的選擇雖呼應邱琪兒文本的冷峻詩意，幽幽地滲透了創作團隊對劇本透徹的分析和深邃的思考，卻也削弱了作品的衝擊力。筆者欣賞作品時，不禁多次想起余光中詩〈如果遠方有戰爭〉中旁觀者的道德困境——本劇在疏離與共情的天平上，是否過度傾向前者？如果事件發生在遙不可及的地方，作為觀眾的我們又該如何投入？

邱琪兒的作品直面性別、種族與戰爭等現代性困境。在後真相時代重演這部千禧年劇作，無疑具有警世意義——當不公與戰火仍在地球彼端蔓延，我們卻慣於將其異化為日常生活的背景雜訊，更遑論那些隱匿於新聞敘事之外的結構性暴力。這或許正是《遠方》留給當代觀眾的終極詰問：當「遠方」的暴力成為日常生活的背景雜訊，劇場能否在疏離與共情的辯證中，重構一種抵抗遺忘的可能？當燈光最終隱沒於Joan的獨白，我們在劇場裡感受到的，或許正是這個時代集體潛意識的寒意，以及人與人之間看似接近卻難以觸碰的曖昧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