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陌生的空間裡做點什麼：蛇口戲劇節的「100 小時」

時隔六年，石頭公社的「100 小時」重新回到社區，這一次與深圳蛇口戲劇節合作，選址灣廈。儘管我在六年前以「氹仔離三盞燈太遠」並未參與過這個演出，甚至這一回也抱著同樣想法，不過我對發生在社區裡的藝術（又或者，所謂的「藝術」）仍抱有興趣。前一日在附近觀演時恰好遇到參與「100 小時」的友人，他向我指引地點：你不要搜荔枝公園，深圳太多荔枝園，你搜灣廈幼兒園囉，或者牌坊，就在這邊附近。我說喔好，有空去看。恰逢兩個演出的間隙，我帶著冷掉的漢堡便當，傍晚時分來到了灣廈牌坊。哪怕見見朋友也好，這麼想著，我走進了這個社區：事實上，它與深圳的任何一個城中村沒有任何分別：食肆和雜貨店沿街展開，電動車、路人和汽車勉強在彼此的縫隙中找准機會，噪聲是不會少的，多走兩步就能聽見廣場上傳來的音樂和交談聲。

整個空間被佈設成幾個角落：首先是烹飪的灶台，臨時的辦公桌後是紮營的帳篷。靠著樹下有交換物品的展覽空間和留言板，旁邊放了一台織布機，一個小學生坐在那裡專心致志地織布。僅僅用一些簡單的裝置，就把空間轉化成臨時的樂園了。我在一堆人中找到了拿著啤酒的Jenny，寒暄幾句後我問起為何選擇這個空間。她說道，在深圳（內地）來說，很難找到如港澳那樣開放的社區空間、前地或廣場，不夠開放的住宅型態和被電瓶車佔用的道路空間令演出無法在「公共」的「公共空間」做。深圳作為「千園之城」，在公園做演出聽起來合情合理；然而，多數公園空間不與居住空間相交互，最後她們決定來到城中村裡：有人，有活力，就有了展演的機會。

100 小時照片（圖片由作者提供）

是時候開飯了，Jenny 拉著我說不如一起食飯。這時候，來了一個穿中學校服的妹妹，自來熟地和我聊了起來。她問起我讀書的時候感覺怎樣，覺得現在上學壓力好大，「拼！拼！拼！就是這樣拼！」她搖了搖頭。這樣開放的空間裡，對話和好奇心都沒那麼沉了。其他陸續前來的「飯友」拿出了附近打包的食物，有燒鴨，有炒粉，我連忙買了一袋橘子做飯後水果。Ines 提到，「100 小時」起初的十幾個小時，居民也不清楚她們到底在做什麼，慢慢在互動和觀察中接受了這樣有些新奇的演出形式。旁邊的居民時不時會提到「澳門的石頭劇團」，這時候 title 和名字都不重要，沒有人會分析石頭公社關注何種社會議題，誰在現場才重要。我沒有在現場停留很久，只是「100 小時」的空間彷彿把我帶回到在澳門的時候，愜意輕鬆。

這樣臨時性的演出能給社區帶來什麼，留下什麼？就這個問題，空間尚不能給出答案；參與者或許可以。不論是分享參與體驗的社媒用戶，又或者在劇團相機下出鏡的街坊小朋友，「100 小時」創造了賦予平凡日常魔法的一重結界。

100 小時照片（圖片由作者提供）

100 小時照片（圖片由作者提供）

後來我又去了一次灣廈的小廣場，演出團隊消失之後，這裡變回一個通道空間：雖然周圍設置了石墩防止電動車駛入，但電動車仍不管不顧地選擇兩點之間最近的直線。它沒有任何魅力可言，清潔車的污水順著斜坡往下流，角落裡是幾個大垃圾桶。藝術沒有給社區留下痕跡。然而，社交媒體上，「灣廈牌坊」有了城中村之外的名字：蛇口戲劇節做 100 小時的地方。石頭公社在小紅書上不遺餘力地宣傳，也的確吸引了一些好奇的觀眾，而她們的帳號在活動結束之後繼續延續了「100 小時」的回憶：當日常轉化成表演，尋常的食材記憶都有了新的詮釋空間。有一位觀眾（@ChuChu）在貼文中問道：「為什麼這個作品是找澳門的藝術家，而不是深圳或是蛇口的創作者？」

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但讓我來回答，我會說：「100 小時」在不同社區的實踐，證明了大灣區的經驗是可遷移的。這種可遷移性建立在劇團對當地社區的田野調查深度、社區內部的多元性，以及現場表演時觀眾與作品的互動能力之上。另一個可以參考的例子是澳門國際雙年展期間，位於北區新美安大廈《照護的藝術》工作坊。活動亦是由來自內地的藝術家和學生，聯手社區內部的核心人物共同完成。就這種「可遷移性」我不多贅述，但我很高興，能夠在深圳再見到石頭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