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敘事與情感失衡：《亡目》的視覺實驗與戲劇挑戰

由澳門演藝學院戲劇學校改編自若澤．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的著名小說《盲目》，舞台濃縮版本《亡目》旨在探索人性於極端環境下的拷問。故事描述了一場突如其來的神秘「白色失明」瘟疫，迅速傳播並使整座城市陷入崩壞。政府為防止疫情擴散，將所有失明者強制隔離於廢棄的精神病院。身處隔離區的盲人面臨物資匱乏與秩序瓦解，塔式壓迫的暴力環境中，人性不斷經受考驗。

在這場劇變中，醫生的妻子為了探望失明的丈夫，假裝自己也已失明，被一同囚禁於隔離區。她親眼目睹了環境中的黑暗與罪惡，從暴徒掠奪糧食到對女性的集體霸凌，在文明崩壞的邊緣，她努力帶領部分同伴透過互助重建起人性尊嚴的微光。最終，瘟疫以一種突然且不解釋的方式消失，隔離區的人們逐漸恢復視力，但經歷過極致的恐懼與絕望後，他們的未來是否真正迎來光明，依然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亡目》照片（提供︰澳門演藝學院戲劇學校；攝影︰Bob Wong）

然而，這場實驗性作品雖然展示了創作者對於形式探索的勇氣，但在敘事與情感的平衡上卻稍顯失誤。這種失衡使得劇作在深度與觀眾體驗上留下了遺憾，尤其在處理上述如此沉重的哲學命題與情感張力時，顯得力有不逮。

視覺與符號的對比：壓迫感背後的內涵單薄

導演陳斐力在劇中達到了類似布萊希特式（Brechtian）的疏離效果，透過打破第四面牆與角色頻繁轉換，試圖引發觀眾的冷靜反思。然而，這種強調形式的演繹，卻因缺乏足夠的敘事張力而顯得生硬。雖然角色在舞台上頻繁切換身份，但人物性格呈現過於扁平，且過度依賴外在符號（如服裝、道具）來宣告身份。例如，演員在扮演不同角色時，僅僅是告知觀眾「我現在是誰」，缺乏相應的身體語彙轉化與內在連貫性。

在舞台設計與技術層面，《亡目》成功營造了強烈的心理壓迫感。黑盒劇場的狹窄空間、金屬敲擊的冷硬音效與急促的燈光切換，確實傳遞了「極端恐懼」的氛圍。目前聽覺刺激多停留在直接暴露暴力的層次，缺乏對原著核心議題「看不見的惡」的深層探討。與其單純使用撞擊聲，劇作若能引入更具心理暗示的聲音設計，例如在代表失明的強烈白光中，加入被刻意放大的、壓抑的「呼吸聲」或身體移動在地面摩擦的「沙沙聲」等，將更能勾勒出文明崩塌後那種無處不在的、內在的恐懼感。當視覺符號喧賓奪主，人性的複雜性便容易在劇烈的光影切換中被壓縮得無比單薄。

敘事濃縮的挑戰與情感缺席的失衡

後疫情時代為這部改編劇作賦予了新的時代意義。對集體恐慌、倫理衝突及個體抗爭的挖掘應是劇作的重要亮點。然而，《亡目》的改編更多專注於形式創新與象徵性的符號表現，忽略了對核心哲學問題的深入探討。例如，如何反思「盲目是否僅停留於感官層面？」或「極權如何剝奪個體的尊嚴與自由？」以及「道德底線的維持在極端條件下是否可能？」這些原小說中的深刻命題，都未能在舞台上充分展開。

尤其是劇中的核心角色 ── 醫生妻子，作為理性的道德中心，她的心理掙扎應是全劇的情感核心。然而，導演要求演員在展現極端痛苦的同時，又要頻繁進行身分轉換與抽離。根據觀察，演員在還沒完全「投入」角色情感時就已經要跳出來「抽離」，導致情感張力被切割得支離破碎。例如當她應該表現出作為目擊者的崩潰時，台詞的高難度濃縮令她只能匆匆交代情緒，觀眾尚未感受到那種靈魂的拷問，場景就已經切換，讓這個角色顯得空洞。

此外，在探討人性崩壞時，劇作傾向用強烈的外部聲音與抽象動作製造壓迫感，卻忽略了原著中盲人因飢餓而喪失文明底線的震撼細節。由於敘事縮減至一小時，人性崩壞的過程被簡化，令「道德底線的維持」這個嚴肅命題變成了舞台上一個輕飄飄的符號，而非一個沉重的抉擇。劇作雖展示了恐慌的「形狀」，卻因敘事倉促未能深挖恐慌如何「異化」人際關係，使時代意義流於表面。

結語

改編《盲目》這部豐富的哲學寓言，對任何劇團而言都是極高難度的挑戰。在澳門目前較多原創、較少人挑戰經典改編的環境下，戲劇學校展現了令人欽佩的野心與形式探索的勇氣。

正如漢斯．蒂斯．雷曼的「後戲劇理論」所指出的，現代戲劇應追求形式與內容的深度融合。雖然視覺符號的衝擊力令人印象深刻，但要成為真正能反思人性命運的代表作，仍需在形式與內涵的整合上實現突破。我們期待創作團隊能將視覺語彙與深層哲學進一步結合，為澳門戲劇開創更多深刻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