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澳門藝術節的三個「女人」節目
他躱在那兒閉目低頭幹甚麼?想到自己的母親、伴侶,抑或女兒?是想到某位親密的異性?還是因時間的既無情又有情而迷惑失神?——千百年來,女人在不同文化境遇中的生存狀態極其複雜,無怪乎能夠成為大量藝術作品的題材。
他躱在那兒閉目低頭幹甚麼?想到自己的母親、伴侶,抑或女兒?是想到某位親密的異性?還是因時間的既無情又有情而迷惑失神?——千百年來,女人在不同文化境遇中的生存狀態極其複雜,無怪乎能夠成為大量藝術作品的題材。
當我們在他者的對照之間探問自己「根源」何在的時候,或者我們平常尚可以安居在民族定義、國土分界、生活環境甚至是自己的成長經歷等這些不同面向的所謂的「根源」,但在內心深處的聲音面前,這些相對客觀的其實不過就是雜音,當雜音像洋蔥般一層一層的逐漸消去,我們將會發現「意志」能夠超越眾多常見的疑惑,彷彿為「根源」下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定義。
劇中種種平凡事件中,有著精細而複雜的過程,得以體會出,在生命這兩端的日常事件中,並非時時驚喜,更多的是平淡重複,然本劇將日常動作的反覆形成天馬行空的狂想,逐漸從生命兩端的兩相對照中,將角色外在荒謬舉措滌淨沈澱,看見老人回憶中的愛與失落,看見老人返老還童的嬉鬧歡樂,且坦然迎接死亡。
《山水賦》整個探索的過程讓人不停想像,不斷處於對於面前神秘生物和周遭環境轉變所產生疑問的狀態,而這種製造想像、對自我存在的探索,正正是演出所冀望探討的。整體來說, 觀眾在探索過程中的不確定性,與主題存在、萬物生長的呼應,以至服裝作為裝置的運用,使物料的變化、移動變成裝置的一部份,是挺成功的一次嘗試和演出。
將魚群隨洋流「洄游」挪用比喻移工反覆前往遙遠的外地工作,以寒流與暖流象徵了時代與國族不可抵擋的力量,除了移工親身演出,另以紀錄片的方式記錄他們回到家鄉,對照現場劇場口述,將家鄉景觀與澳門本地重疊,描繪出個人史在大歷史中的身不由己,以將「移工」的背景對照大時局的轉變。
選擇在澳門「鄭家大屋」進行一場深度無夢睡眠,是很有意思的選擇。歷經近一百五十年的老宅,在鄭家子嗣離開後漸轉為分租屋,最高紀錄曾於此地容納三百名房客、藏納過數萬個夢,這裡就像是夢遊者的集結所,將還沒有清醒的意識搜集起來,遊蕩在這個空間裡頭。物換星移,2018年《無深睡眠》的體驗劇場邀請觀眾入睡,就像是邀請眾人走進他者的夢一樣。
「不清楚具體的細節,但總知道大抵的走向」,這種感覺就像是上班午休,在茶記裡吃個沙丹豬扒飯一樣,我當然在走進茶記之前就知道沙丹豬扒飯是怎麼一回事,不過就是想再體驗一下罷了。
「茱莉小解」的命題頗有點鬼才,撇開在兩性關係、地位問題上的衝突,劇中所著重呈現的,是人性中瘋狂、卑鄙和慾望的一面,身為名流的茱莉明目張膽地與僕人調情;僕人約翰利用茱莉作為他向上攀爬的樹枝;茱莉對情慾和約翰對名利的渴求,都將這些重點一一突出。
「人工」與「自然」間的角力,指涉著人類面對生存的掙扎與困境,當演員將充氣墊的栓塞抽掉、拿下防毒面具大口呼吸,充氣墊也同時漏氣塌陷。為了生存,人類必須消耗、開發,但也正邁向連神明(不管是自然還是人)都無法回溯的狀態。地景消沉、改變的隱喻,讓人聯想到澳門百年來從未停歇的填海造陸大業。
然而,劇中部份場景的動畫畫面節奏,與音樂、舞蹈節奏不一,造成了視聽上的不協調感,不禁讓人聯想這是美學上的取向,還是其他原因。當多媒體作為表演中的一個元素時,如何藉其拓闊視覺空間之餘,保持想像空間,融合場域中不同元素,甚至讓這些元素與表演者相互反應,創造更多體驗與驚喜,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台上的演員舞動、吶喊、悲傷的同時,我強烈地意識到,這個身體也是身為觀眾的我們唯一的機會,唯一能去感受、同理、與之站在同一陣線的機會;也是一次能夠反主為客的機會。
弗洛茲劇團是藉由喜劇的魅力,讓人笑到無法自拔之後,卻又偷偷藏了一點他們對人生的觀察,不說教不講理,僅是切下一段平庸的吉光片羽,就能激起觀眾無限思想。光是這樣的過程,亦是從「有限」的表演中,無以「無限」的思辨。
「不再高唱夢想」及「帶來澳門娛樂圈內幕」使《我係歌手》陷入了一種尷尬:如果要以售賣某種對澳門畸形生態的情懷的演出來看待,觀眾根本對本地娛樂圈一知半解,難以透過語意不明的「內幕」得到娛樂;然而,如果以劇場演出的藝術價值來解析,一堆拼貼的、照本宣科的浮光掠影及一再重覆且單薄的舞台效果又在傳達甚麼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