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權的搏鬥——淺談《奧利安娜》
教授究竟有否性騷擾學生並不重要,「罪名」換成歧視或其他,文本似乎也能成立,因為文本並非某案狀紙,而是指出當一方勢力向上爬升,另一方隨之變得一無所有,乃至各人不過是社會階級制度互相搏鬥的一員。
教授究竟有否性騷擾學生並不重要,「罪名」換成歧視或其他,文本似乎也能成立,因為文本並非某案狀紙,而是指出當一方勢力向上爬升,另一方隨之變得一無所有,乃至各人不過是社會階級制度互相搏鬥的一員。
戲的最大特點是在沒有語言之下,善用了各式道具與小玩意,儼如變了很多場小戲法,讓大人小孩都看得目不轉睛,在一片漆黑的黑盒劇場,帶著觀眾置身在雪山之上,森林之中。常說劇場是想像力的空間,兩位演員就示範了如何透過她們手上的道具,變出了一個世界。
源起於政治與文化認知差異的社會撕裂越趨嚴重,陷於另一種交流困境當中,被稱為「第四權」的傳媒,有沒有發揮監察政府、政客和權貴的功能?還是成了抹殺別人話語權的幫兇?
大學教授和學生之間知識和身份上的落差,早已奠定了他們在劇本開始時的權力差異──知識與權力兩者互為因果,知識造就權力,而權力亦可造就知識。由於本來Carol是為求合格而來,因此這權力差異是從身份和知識而來,與性別本身並無必然關係。
不像在美國首演時的反應,女演員沒有在演出後被憤怒的觀眾語言騷擾,情侶也沒有因看完此劇而分手,本應會引起觀眾兩極化的劇本在澳門這個和平城市沒有多少作用。澳門的觀眾會對此劇產生共鳴嗎?同時,李國威欲借此劇控訴性騷擾有達到一定的果效嗎?觀眾自有公論。
觸覺麻木的假設,並不只存在於創作中,這種觸覺也散播於觀眾、大眾以至消費之間,則視表演為䌓華的文化裝飾。劇中設定了不同的黃金時代,過往外來移民努力融入澳門,到了今天港澳劇場人皆放眼神州機遇的對比,客觀陳述故事,作為時代代表的片段。當中人要離鄉的原因和結果、鄉下的狀況、開場出現的Made in Macau牛仔褲、那個和這個時代上舞台了,卻少見那些選材對於這些角色的意義。
為甚麼我們要留在澳門而不去其他地方生活?又為甚麼我們的上一代要捨棄故鄉的根前來澳門?顯然是因為澳門正處於一個黃金時代,或正在發展成黃金時代的路上,成為「澳門人」意味著能給我們更好的生活,因此我們和我們的上一代才要「在」這裡,才要存在於這塊土地上,難不成真的貪圖這裡風景優美而且每年也有超強颱風來襲嗎?
劇作整體視覺呈現有如萬花筒,每轉動一下就有微妙的變化。幕與幕之間,由黑衣演員執行的轉景及導演預錄的詩句,把舞台演出拆散成碎片,同時組建為一首全新的視覺詩歌。演員們在舞台上沒有名字,台詞也因為沒有收音所以難以聽清。換言之,導演在處理劇情時並沒有要讓觀眾「聽」演出,更不用費神了解他們的身世及關係。觀眾只需專注凝視著那些定格,感受分秒間的吉光片羽。
各種疑問無法在演出當中找到所指,只有產生更多不解和困惑,糾結成團,使人疲乏,彷如我們生活中無數快速閃過、可有可無的「符號」。所有的語言、動作、角色、場景,最終沒有引領我們的想像通去什麼地方,反而相互堵塞了解讀的可能,把生命的浩瀚化成一些表象的建立,純粹的鏡花水月,更是使人無比納悶。
人之所以在一個社會中變得「菇毒」,是少了別人的理解關懷,而往往這一份理解關懷,無論是在親子關係上,朋友、同事、整個社會的人際關係,是較少被提起的,看重的。然而,人與人之間,最難能可貴的是理解自己,理解他人。
相對於近年愈來愈多不同的滲入城市的香港演出,我所接觸到的澳門城市藝穗節的特色是微小的觀眾量,以及這種劇場盒子以外的不同演出形式的可能。觀演的人數其實跟表演作品的優劣並無實在的因果關係,但卻是現行資助機制的常設標準。
第十七屆澳門城市藝穗節的兩個節目──《碰而不見》(Turning Backs)和《倒行激思》(Making Space)都是來自葡萄牙藝術家的創作,兩者在意念上有相似的地方,但實際操作和訊息表達卻非常不同。兩者都策劃了非傳統思維模式的體驗,改變一般觀眾看表演時僅僅作為接收者的角色。
在兩地演員的背景各不相同,訓練背景也各有差異的情況下,演員執行動作及聲音的能力各有差異。由於整體演出的重點均側重演員的表現,偶發性的動作不一,忘記台詞在這個演出中尤其明顯,也更容易令觀眾從敘事中分神。
在為時一百四十分鐘的演出中,七位演員的表現可謂節節合榫,讓共有七人合演的劇作,成為像由一位立體而完整的說書人從頭到尾帶領觀眾俯瞰故事全貌的過程,席間問及有關訓練的方法,鄧以簡潔的二字回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