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工景觀之顯影與發聲──《洄游》
將魚群隨洋流「洄游」挪用比喻移工反覆前往遙遠的外地工作,以寒流與暖流象徵了時代與國族不可抵擋的力量,除了移工親身演出,另以紀錄片的方式記錄他們回到家鄉,對照現場劇場口述,將家鄉景觀與澳門本地重疊,描繪出個人史在大歷史中的身不由己,以將「移工」的背景對照大時局的轉變。
將魚群隨洋流「洄游」挪用比喻移工反覆前往遙遠的外地工作,以寒流與暖流象徵了時代與國族不可抵擋的力量,除了移工親身演出,另以紀錄片的方式記錄他們回到家鄉,對照現場劇場口述,將家鄉景觀與澳門本地重疊,描繪出個人史在大歷史中的身不由己,以將「移工」的背景對照大時局的轉變。
選擇在澳門「鄭家大屋」進行一場深度無夢睡眠,是很有意思的選擇。歷經近一百五十年的老宅,在鄭家子嗣離開後漸轉為分租屋,最高紀錄曾於此地容納三百名房客、藏納過數萬個夢,這裡就像是夢遊者的集結所,將還沒有清醒的意識搜集起來,遊蕩在這個空間裡頭。物換星移,2018年《無深睡眠》的體驗劇場邀請觀眾入睡,就像是邀請眾人走進他者的夢一樣。
「不清楚具體的細節,但總知道大抵的走向」,這種感覺就像是上班午休,在茶記裡吃個沙丹豬扒飯一樣,我當然在走進茶記之前就知道沙丹豬扒飯是怎麼一回事,不過就是想再體驗一下罷了。
「茱莉小解」的命題頗有點鬼才,撇開在兩性關係、地位問題上的衝突,劇中所著重呈現的,是人性中瘋狂、卑鄙和慾望的一面,身為名流的茱莉明目張膽地與僕人調情;僕人約翰利用茱莉作為他向上攀爬的樹枝;茱莉對情慾和約翰對名利的渴求,都將這些重點一一突出。
「人工」與「自然」間的角力,指涉著人類面對生存的掙扎與困境,當演員將充氣墊的栓塞抽掉、拿下防毒面具大口呼吸,充氣墊也同時漏氣塌陷。為了生存,人類必須消耗、開發,但也正邁向連神明(不管是自然還是人)都無法回溯的狀態。地景消沉、改變的隱喻,讓人聯想到澳門百年來從未停歇的填海造陸大業。
然而,劇中部份場景的動畫畫面節奏,與音樂、舞蹈節奏不一,造成了視聽上的不協調感,不禁讓人聯想這是美學上的取向,還是其他原因。當多媒體作為表演中的一個元素時,如何藉其拓闊視覺空間之餘,保持想像空間,融合場域中不同元素,甚至讓這些元素與表演者相互反應,創造更多體驗與驚喜,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台上的演員舞動、吶喊、悲傷的同時,我強烈地意識到,這個身體也是身為觀眾的我們唯一的機會,唯一能去感受、同理、與之站在同一陣線的機會;也是一次能夠反主為客的機會。
弗洛茲劇團是藉由喜劇的魅力,讓人笑到無法自拔之後,卻又偷偷藏了一點他們對人生的觀察,不說教不講理,僅是切下一段平庸的吉光片羽,就能激起觀眾無限思想。光是這樣的過程,亦是從「有限」的表演中,無以「無限」的思辨。
「不再高唱夢想」及「帶來澳門娛樂圈內幕」使《我係歌手》陷入了一種尷尬:如果要以售賣某種對澳門畸形生態的情懷的演出來看待,觀眾根本對本地娛樂圈一知半解,難以透過語意不明的「內幕」得到娛樂;然而,如果以劇場演出的藝術價值來解析,一堆拼貼的、照本宣科的浮光掠影及一再重覆且單薄的舞台效果又在傳達甚麼價值?
現代社會中人際關係的疏離,在劇場的空間中得以改變。一路上,演員與觀眾的交流很多,雙方的互動不少。演員以口述、圖像激發觀眾對舊澳門的想像,並由「老豆」講述以往「揸巴士」的趣事;觀眾則以自身經驗為故事進行建構及延伸,拿著演員一早準備好的黑白照片遊歷澳門。
相比故事的主題,劇中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利用誇張的肢體動作帶動全場氣氛。《歡樂假期》的肢體動作誇張卻富有真實感,令劇場節奏變得明快,這些幽默而富於喜感的動作,使《歡樂假期》冷場感減少,觀眾可以更早進入狀態,更容易投入這個故事之中。
演出者慢慢走到床邊,脫下蛙鏡,穿上西裝,開始說起一個故事——用低沉、模糊的語言講出大屋的故事。在另一面,投影幕一直在播放著腸鏡「照大腸」的實況,場面相當嚇人,同時亦把劇場的壓迫感推向高峰。《錦堂》不只是在說故事,而是去挑戰劇場的極限並探索觀眾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