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花轉》──讓前塵流轉,靜心回顧未及追憶的點滴
劇作整體視覺呈現有如萬花筒,每轉動一下就有微妙的變化。幕與幕之間,由黑衣演員執行的轉景及導演預錄的詩句,把舞台演出拆散成碎片,同時組建為一首全新的視覺詩歌。演員們在舞台上沒有名字,台詞也因為沒有收音所以難以聽清。換言之,導演在處理劇情時並沒有要讓觀眾「聽」演出,更不用費神了解他們的身世及關係。觀眾只需專注凝視著那些定格,感受分秒間的吉光片羽。
劇作整體視覺呈現有如萬花筒,每轉動一下就有微妙的變化。幕與幕之間,由黑衣演員執行的轉景及導演預錄的詩句,把舞台演出拆散成碎片,同時組建為一首全新的視覺詩歌。演員們在舞台上沒有名字,台詞也因為沒有收音所以難以聽清。換言之,導演在處理劇情時並沒有要讓觀眾「聽」演出,更不用費神了解他們的身世及關係。觀眾只需專注凝視著那些定格,感受分秒間的吉光片羽。
各種疑問無法在演出當中找到所指,只有產生更多不解和困惑,糾結成團,使人疲乏,彷如我們生活中無數快速閃過、可有可無的「符號」。所有的語言、動作、角色、場景,最終沒有引領我們的想像通去什麼地方,反而相互堵塞了解讀的可能,把生命的浩瀚化成一些表象的建立,純粹的鏡花水月,更是使人無比納悶。
人之所以在一個社會中變得「菇毒」,是少了別人的理解關懷,而往往這一份理解關懷,無論是在親子關係上,朋友、同事、整個社會的人際關係,是較少被提起的,看重的。然而,人與人之間,最難能可貴的是理解自己,理解他人。
相對於近年愈來愈多不同的滲入城市的香港演出,我所接觸到的澳門城市藝穗節的特色是微小的觀眾量,以及這種劇場盒子以外的不同演出形式的可能。觀演的人數其實跟表演作品的優劣並無實在的因果關係,但卻是現行資助機制的常設標準。
第十七屆澳門城市藝穗節的兩個節目──《碰而不見》(Turning Backs)和《倒行激思》(Making Space)都是來自葡萄牙藝術家的創作,兩者在意念上有相似的地方,但實際操作和訊息表達卻非常不同。兩者都策劃了非傳統思維模式的體驗,改變一般觀眾看表演時僅僅作為接收者的角色。
在兩地演員的背景各不相同,訓練背景也各有差異的情況下,演員執行動作及聲音的能力各有差異。由於整體演出的重點均側重演員的表現,偶發性的動作不一,忘記台詞在這個演出中尤其明顯,也更容易令觀眾從敘事中分神。
在為時一百四十分鐘的演出中,七位演員的表現可謂節節合榫,讓共有七人合演的劇作,成為像由一位立體而完整的說書人從頭到尾帶領觀眾俯瞰故事全貌的過程,席間問及有關訓練的方法,鄧以簡潔的二字回應:「工作」。
質地與內容突變,從「為什麼他們才是最受歡迎的動物,而我不是?」的疑問出發,最終走向了一種蛻變、非線性、無目的的等待。它不是一個回歸起點的敘事旅程,呼應面對種種生態及動物權問題,身為人類的我們無法提出正解。
欣賞藝術作品,就像高達美筆下的節慶活動體驗:我們不再像異化的勞動般分崩離析,而是集結在一起。因此不論是《洄游》中所討論的女傭印象,還是《共建美好家園》中空間使用的體驗,都在參加者的視域中獲得理解,衍生新的意義並互相共融。因此源於生活的藝術,也就成了我們理解彼此的基礎。
一般人對演出總帶有既定期望。譬如,作品能否「有效地」藉劇場的台、燈、聲和演繹達到創作人的藝術目標?又或,某些場口或設計是否太冗長、無關痛癢,可以刪去?其實上述「期望」是一種建基於速度、效率為先的理解。
所謂意識形態幻象,不是一個覆蓋著真實的虛假表面,只要被「揭露」便會真相大白;它是運作的方式,人們都知道其虛假,但人人都參與其中,彷彿它是真的。這種自欺欺人之所以能夠一直運作,因為每個局中人都認為其他人都會一起自欺欺人下去,即使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直至泡沫爆破,遭殃的原來不只「最後一個傻瓜」——或者說,大傻瓜總是不只一個。
他躱在那兒閉目低頭幹甚麼?想到自己的母親、伴侶,抑或女兒?是想到某位親密的異性?還是因時間的既無情又有情而迷惑失神?——千百年來,女人在不同文化境遇中的生存狀態極其複雜,無怪乎能夠成為大量藝術作品的題材。
當我們在他者的對照之間探問自己「根源」何在的時候,或者我們平常尚可以安居在民族定義、國土分界、生活環境甚至是自己的成長經歷等這些不同面向的所謂的「根源」,但在內心深處的聲音面前,這些相對客觀的其實不過就是雜音,當雜音像洋蔥般一層一層的逐漸消去,我們將會發現「意志」能夠超越眾多常見的疑惑,彷彿為「根源」下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定義。
劇中種種平凡事件中,有著精細而複雜的過程,得以體會出,在生命這兩端的日常事件中,並非時時驚喜,更多的是平淡重複,然本劇將日常動作的反覆形成天馬行空的狂想,逐漸從生命兩端的兩相對照中,將角色外在荒謬舉措滌淨沈澱,看見老人回憶中的愛與失落,看見老人返老還童的嬉鬧歡樂,且坦然迎接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