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的點，第一個在這個湖旁邊，就是我們昨天去那個舊法院大樓，斜前面其實是個大湖，就在那個湖旁邊。接下來去了離島，氹仔的濕地。我給大家看這個，就是想讓大家感覺到，藝穗節遍佈的點非常的廣泛。說到這邊，剛剛阿忠要我們說一下對藝穗節整體的感覺，我覺得從阿忠跟我聯絡、到降落、到開始看戲，我覺得充滿了隨性、無所謂，這個藝術節的風格，我覺得在其他地方很難感覺到，希望可以繼續保持下去。
兩個作品的風格截然不同，有著各自對街舞的承傳與思考。話説街舞走進劇場，與其它舞種並沒有區別，有的就是編舞對舞蹈的思考與表達。但在表達的過程中，是需要通過語言的建構，這種被建構的語言是觀衆解讀作品的主要途徑。所以玩好語言，也是一門相當重要的課題，「話怎麽說的好聽與動人，都是一種學問。」
《Project D》由兩個約30分鐘的舞作《Chilling》及《我們都不能完美》組成，反映了強調展現身體及感官的街舞表演在劇場的可能性：前者圍繞一般人的生活，兩位舞者的街舞動作主要展現他們的友誼，內容輕鬆有趣；後者則嘗試將街舞動作、中國舞動作及一般生活的小動作置於演出的中心，相形之下顯得抽象。
劇場有時是一件很邊緣的事，在這個邊緣的創作方式上，論述一個更邊緣的社會議題，其作用何在？這個演出給出的答案僅就是“講我想講的故事”，在主流價值觀橫行的社會中，這件正正是重要的事。
觀眾沒有辦法在這個「純本地製作」中得到足夠多的「本地」共鳴，如笑點或情感波瀾支持著整個演出，唯二我聽到觀眾笑得比較開懷的時刻，就是男身女相（如穿著透明薄紗的徒弟及基味甚濃的Fashion王出現時）及大開澳門交通工具玩笑（巴士不能乘搭，的士不讓乘搭）的時候。前者是典型的保守社會對性別曖昧的嘲笑，而後者則是對社會現象的諷刺。
兩性、生育、衰老、疾病、死亡、分離… 這類無論老少都無法避免隨時要面對的重要人生議題，是放上桌面會讓人害怕？還是收在桌底會讓我們隨時陷入更大的恐慌呢？
筆者認為，這個作品真正的主角並非他人，而是每個觀眾本身，兩個角色代表每個人心中存在的「理想」和「現實」兩種不同生活態度。按照這個角度來看，這個製作處理這兩個角色的象徵意義拿捏得相當有趣，例如藉送水佬發夢「游出」升降機一幕，與之醒來回到升降機內不願離開一幕，有著鮮明對比。他們可以離開升降機回到現實世界，偏偏就不願意面對「現實」。
這種並置很多時候用「同時性」的場景來呈現。很多分場都是上場尚未完畢，下一場人物已經緩慢切入，二者重疊卻又不顯得突兀，譬如地下鐵盲人問路一段夾雜著老闆娘訓話妓女們，妓女練舞時又夾雜著小女孩哥哥買賣小女孩的過程，貴婦被Roberto遺棄後獨白時小女孩姐姐也低頭著上台。
所有的教導和所謂勉勵，他們已聽了一百萬次。他們花了一小時的時間，向眾人展示他們的獨特和平常時，觀眾卻立馬劃下一條清清楚楚的界線，區分「吸毒者」與「非吸毒者」，把他們排除在「我們」之外。
所以，與其說《決定．性》是關於雙性人士的處境，倒不如說，創作人希望透過雙性人這個充滿瞹眛與張力的身份，探討主流與邊緣之間的張力，而更重要的，是主流社會日常生活之暴力。事實上，這種主流社會日常生活價值與秩序力量之大，不單見於疑犯的處境，也見於疑犯妻子一直因為無法跟疑犯有孩子而生之痛苦。表面看來，疑犯妻子痛苦，是因為她未能跟主角生小孩，但想深一層，她認為無法跟主角有自己的孩子、無法跟主角走得更近，或許才是她痛苦的根源。
《信任》作為一部具有鮮明後戲劇劇場美學形態的政治劇場作品，其政治性自然不只在於文本的「戲劇」（drama） 裡，我們更應該注意劇中在「形式」與「內容」之間所產生的後戲劇（post-drama）互動。文本中出現大量敘事體對白，這是新文本劇作中常見的文本策略。但李希特的文本敘事形態奇詭多變，也不拘一格，時而對白，時而敘事，有時卻似是一些意識流，但有時又如同一些理論文本、報道、口號宣言、或是無法分類的斷句片言。
怪不得《看不見的城市》的原作總是瀰漫著一股揮之不去的憂鬱氣息，而《人在她城》在此可謂一脈相承。跟《看不見的城市》相似，《人在她城》也是以「她城」經驗為對照，倒影出創作人對「我城」（澳門）發展的思考與感受。 然而，不知道是否因為《人在她城》大量（甚至有點比例過重地 ）引用 《看不見的城市》原作中那些充滿憂鬱氣息的敘事片段，原作中因馬可波羅細密的城市分類系統與忽必烈那股無以名狀的巨大欲望之間的差距，所生的那一股更深沉的存在虛無感反而變得無影無踪了。
假如《人》堅持完整的保留卡氏的後結構敍事遊戲，在劇終製造黑暗，剩下眾聲宣告敍事之無用，誓言拆毀敍事之迷思時，那麼是否就正好反駁全劇一連串的城市敍事，證明一切批判皆失效，皆為徒勞？按照全劇的邏輯，城市就是不斷由述說與聆聽然後城市便「散亂的在你的版圖內慢慢升起」，那麼城市出現的問題已經不是問題了，因為一切基於觀點與態度的選擇，為何還拘泥於重覆針刺城市的病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