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談澳門藝術節主題之演變
欣賞藝術作品,就像高達美筆下的節慶活動體驗:我們不再像異化的勞動般分崩離析,而是集結在一起。因此不論是《洄游》中所討論的女傭印象,還是《共建美好家園》中空間使用的體驗,都在參加者的視域中獲得理解,衍生新的意義並互相共融。因此源於生活的藝術,也就成了我們理解彼此的基礎。
欣賞藝術作品,就像高達美筆下的節慶活動體驗:我們不再像異化的勞動般分崩離析,而是集結在一起。因此不論是《洄游》中所討論的女傭印象,還是《共建美好家園》中空間使用的體驗,都在參加者的視域中獲得理解,衍生新的意義並互相共融。因此源於生活的藝術,也就成了我們理解彼此的基礎。
演出後,有人極為推祟,但亦有人表示懷疑並進行熱切的討論。威爾遜是我的劇場啓蒙者,我也是他的忠實粉絲(fans)。但若問我這部作品到底有沒有驚喜及過人之處?
我的答案是:沒有。
因為簡單,觀眾得以不斷拉出距離,以一種不投入也不移情的角度觀看(翻譯者也以中性的口吻和姿態,成為「調校」觀眾情緒的表演者);因為精巧,觀眾無法迴避不停湧出的迷惑、困窘或不安。這些情緒不太容易在演出結束後放過你,原因在於:觀眾(如我)是如此鮮明地感覺到,我們是《Disabled Theater》不可或缺的要角。
然而,澳門人和台灣人似乎不太一樣,台灣人對台北一零一的跨年煙火是真愛,因此天空爆炸了多少鋪張的火樹銀花都不夠,最後大樓的樓面一定要秀出「愛台灣」之類的字樣,觀眾才被感動到,煙火秀瞬間昇華為台灣認同的國族儀式。相對來說,澳門人對新葡京及其背後的那一棟棟金沙銀河威尼斯人,是不動真感情的,娛樂場再金碧輝煌也不會是澳門人的娛樂,大幅擴張的賭場區,只是澳門人服務賭客娛樂的經濟殖民地。
一方面,他選擇保留大部份詠嘆調的旋律,甚至連在歌劇中很chatty的重唱也原裝保留,為了讓熟悉歌劇的觀眾「有跡可尋」。他轉而花心思在編寫樂團,令音樂風格貼題,還有就是那些為場景調度而作的裁剪,「刀位」可謂妙筆連連。就是每一幕的順利轉接,結尾與原來相去甚遠、黑暗無比的終結,這些都只能有突破框框的思維才能想像。當然選擇以歌劇演唱,還有一個關聯:正如教堂一樣,歐洲殖民者在非洲留下過歌劇演出的戲服與樂譜,劇中就說是由一班剛果難民發現。
澳門藝術節踏入第二個星期,小城在短短數天內於不同角落迎來莎士比亞的身影,構成了一幀珍貴的風景。莎翁的作品題材豐富,寫盡世間眾世相,詮釋空間廣闊。《微觀莎士比亞》和《短打莎士比亞》(下稱《微觀》和《短打》)兩部作品同樣以莎士比亞為題材,以不同方式走進大眾生活,但風格和效果迥異,可謂「一個莎翁,各自表述」的寫照。
聽着那震耳欲聾的細微聲音,不禁令人好奇本為此劇要角的“人聲(voice)”該如何搶回焦點。就在雷聲、雨聲愈演愈烈之際,卡拉普手中筆記本猛然墜落,與書桌撞擊砰的一聲,像是觸動了大衛 · 連治(David Lynch)電影中以物件切換世界的俐落開關。雷雨聲消失,人聲就此進入。然而,無論是自錄音機傳出的聲音,或是老卡拉普本身說話的聲音,都不只是後見之明的感嘆、百無聊賴的碎念而已,而是另一種以語言呈現的聲音。
舊瓶裝的也許是新酒,在作品中殖民者已不再以武力入侵。取而代之的是以資本主義帶來的花天酒地的貪婪,如莎劇《馬克白》中的巫術般擺弄眾人。馬克白夫人口中的愛與和平都是空洞的口號,行的是利益至上之實。因此「他人是地獄」的《馬克白》在相同的空間,不同的時間裡,也選擇採用迥異的方法與之分庭抗禮。
紅色的道具服飾,都暗喻他心中曾燃起的火光。當打在舞台身上的慘白燈光逐漸褪去,腥紅也隨之消失。能在黑暗中面對孤寂的,只有他自己而已。最終劇場又走進如開場時般漆黑之中,萬籟俱寂。貝克特的劇本精彩,而威爾遜的詮釋也是入木三分。只是面對衰老,我們也只能像錄影帶般原地打轉,繼而任由回憶泯滅。不管是貝克特或威爾遜,都旨在描述存在的處境,並未在作品中為我們找到救贖。至於出口,仍得由我們自己來尋找。
請容我再強調,我和舞者們不同的,是條件,例如我和柳夢梅(越劇演員)有不同的條件,對越劇牡丹亭來說,我不會說浙江話,我不風流倜儻,我的身體像他擺弄身段的時候容易失去平衡滾落地,他演柳夢梅的前提要件,我無一具備。又或者,正是Disabled Theater這是表演者生在德國剛好進了這個團,有此機緣才會讓我們看到。如果相同身體條件的澳門人,就會連個屁也沒有一樣被消音。
陶冶在演後藝人談時分享他的方法論—減法。他希望藉著減法回到舞蹈的主體,甚或是生命的主體:身體。並透露這次《6》和《7》的動作設計減去了手和腳的動作。《6》有六位舞者,他們身穿黑色全身裙,雙手全程固定在盤骨前提著裙。從舞台後方的濃霧裡背著觀眾開始,舞者們四十分鐘無止盡地重複著仰後、搖擺、俯前、跪下,全不離於舞者頭、肩、肘、臗的劃圓運動,探索脊椎運動的可能。
劇場的無所作為?
Disabled Theatre沒有得到一個中文名字,據說是因為其英文語彙的一語雙關,難以定音。作品名稱的第一印象是直觀地描述參演者是一班認知障礙者(瑞士),而在舞作中我們得知他們在遴選中被選上,再自己選曲、自己編舞。
迷戀在秩序以外,卻又令人難以按捺。他們倆互相捉住,拋開,站在對方在舞台右側的位置,只因其內心的渴望的其實並非女舞者而是她的碎片,也許是氣味,也許是觸感,然後用追溯和回憶便能築成完美的女人。因此他們需要的不是對方,而是對方的位置。男舞者終於在背後捉住女舞者,此時佐東演繹的女子似是失去知覺,任由男人攙扶並上下其手──只是其興奮並非源於眼前的女人。
Disabled Theater的再現政治變得相當複雜。不只因為每個人的障礙有否得到(適當的)再現,更甚,它涉及了障礙者能在什麼限度內,成為一個主體。自二O一二年首演後,這部作品已在多個國家,共五十多個場合中演出[2],而演員的「被選擇」與「不被選擇」、遵從指令的局限、與偶然有限度的反抗,最初,的確出自每個演員的主體性,但當反抗成為了演出的文本,相同的程序一再重覆,漸漸地,它又成為了新的規訓,在新的規訓裡,他們必須表演他們的礙障,表演他們被書寫好的「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