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共和國1.0》︰探問與思考
藝術家努力探索形體,以表演者的身體進行敍事,又同時嵌植大量的台詞;戲劇每每到達跌宕臨界之際,燈光總是疊加渲染濃烈的光色、閃動,多重的藝術語言並置與攪拌,令美感訊息在場域中不斷浪動,審美不安反映出種種不滿足,像無形的面具,套了一層又一層。
藝術家努力探索形體,以表演者的身體進行敍事,又同時嵌植大量的台詞;戲劇每每到達跌宕臨界之際,燈光總是疊加渲染濃烈的光色、閃動,多重的藝術語言並置與攪拌,令美感訊息在場域中不斷浪動,審美不安反映出種種不滿足,像無形的面具,套了一層又一層。
把一位完全沒主見的角色編為劇本主軸,靠著男主以及女二與她的互動令角色處於是非兩難的對立面,筆者因此十分代入女一的立場,如果我身份是女一我又應該如何選擇?就正如作品的名稱「骨籠」,困著自己的並不是任何物理枷鎖,而是將問題兩極化令自己猶疑不決的內心,肉身就化為骨籠為自己的行動緊緊鎖上,寸步難行。
今年透過澳門藝術節,把作品及藝術形式推廣至更多平日可能較少接觸文化、慕藝術節之名而來的大眾,但這只是一趟慕名之旅,還是可以在藝術節之後,能夠發展出有意義交流的持久觀演關係,還得看作品的內容、議題、表達模式和演繹語言。
當代劇場美學更像是建築起一幅流動的圖景,強調氛圍、能量,而不是故事、角色,從單純的口頭語言或肢體語言,轉而與台、燈、聲等各種劇場元素疊加與辯證,觀眾不是結論的接收者,而是意義的創造者。
《遠方之歌》的文本是精準而詩意的,而「卓劇場」與「眾聲喧嘩」的舞台呈現也是如此。劇場上的燈色基調晦暗。百葉窗之間明暗晃動,Willem在幽閉的空間中不斷內省,袒露自己的不安和空虛,然而光源變化也側寫著時間推移,Willem卻依舊故我,無法從過去中抽身。
看完三場演出後澳門政府宣佈進入緊急事態,除了適應新常態劇場也做不了更多。起初以為「BOK Festival 搏劇場節」將與剛剛結束的紀錄片電影節一樣,成為無得遠行的夏日另一濃墨重彩的慶典,誰都未料到劇場又陷入「唔準演」的危機,八月被攔腰斬斷,九月依然前途晦暗。
‘I’ , ‘human’, ‘planet’是100個字格中最後剩下來的三個單字,與這個作品本身以人為出發點的中心思想吻合。但我好奇的是,這投映的100個單字所造成類似程式般的視覺,它代表的「人間」還是「機器」呢?
剛過去的澳門藝術節,因為疫情影響了國際團隊來澳,故節目以內地及本地的演出為主。本年度藝術節「闔府統請」類別中,演出並不多,我觀看了來自本地劇團夢劇社的《路.遊.戲》以及葡籍現居澳門的藝術家伯納多.阿莫林創作的《反轉澳門——魔法城市歷險記》。
觀眾對自己是在參與還是可能會破壞演出的拿捏是模糊的,如果,適應可以透過經驗累積,漸進的參與要求,可能會幫助觀眾漸漸放開,幫助整個演出中的設置得到更多的回應和互動,尤其在這種以燈光或聲效作為語言、無演員的劇目當中,如何鼓勵慣於被動接收表演的觀眾,切換到主動解讀燈光聲效的模式,進一步沉浸在情境當中體驗作品。
整體而言,以上兩名海歸演出者都作了突破自我的實驗,表達自己內心的情緒。兩個跨界演出——一個結合視覺藝術、環境劇場等元素;另一個結合形體、音樂與戲劇元素——擴闊觀眾的劇場體驗;它們都反映兩位創作者對澳門與自己的關聯。在這個年代,到外地留學越來越普遍,那些赴外求學藝術的人海歸回澳後會否對澳門這個社會失望?是否會在個體自由和社會責任之間掙扎?那種種的不安,緣於何處?
改編版《藥》的結局和尤內斯庫的《犀牛》的結局有異曲同工的妙,不同的是,尤內斯庫在最後一刻點到即止,而《藥》則為觀眾作了選擇。然而,筆者不妨嘗試反向詮釋,把《藥》中的世界視為某種惡托邦,警醒我們,民主和公義極其珍貴,不要到最壞的時候才有所覺悟。
許多內涵並不深刻但總之就是要狂歡一番的活動,都有一種對於「娛樂」的潛在指向(說穿了還不是因為澳門是個年收三千億的旅遊城市),而此刻再對照小說原著《藥》裡的殺頭情節,魯迅筆下民眾的「愚昧」便可解讀成「不懂得反思自身與眼前狀況的關係」,試想一下民眾為何會認為殺頭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