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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劇場遇上社區導賞——談藝術節三個本土作品

居民們除了以社區的歷史文化自豪外,更往往有一種急於表現的態度,彷彿自己的社區總是不夠被全體市民所重視一樣,不禁令筆者細思,這些社區藝術的劇場演出,到底是為了向觀眾傳達一些具有重要社會意義的訊息,還是為了滿足社區本身的文化自豪感?

《大堂巷七號睇樓團》:與鬼魂對話

不過是百多年前的事,但盧家的故事聽起來彷彿久遠得與數百年前葡萄牙人東來的事跡無異,當代人所熱衷的置業、工作、發展等事,無一能和那「咸豐年前」的故事扣上關係,透出孤絕的感覺。

鄉愁的困局 談《從記憶看見你》

創作者如欲真正撼動澳門人冰冷的靈魂,作品必須給出一個足夠充份的說法去折服觀眾,使其相信當前所傳達的事乃是與社會全體深刻相關,觀與演之間緊扣為一且不容置疑,否則難免會有觀眾認為,眼前所觀不過是某某在拿出他/她的個人鄉愁在喋喋不休而已。

可有劇場的啟蒙?

在澳門從事劇場工作向來不容易,年復一年的不斷堅持創作和演出,甚至到了觀眾審美疲憊的程度,但今天劇場界基本上仍是停留塘水滾塘魚的無限循環之中,甚至有時連筆者這種執筆看戲的旁觀者也感到洩氣。

《晚安,媽媽》裡的落差效果

假使歐夢秋同樣以張揚而非隱忍的方式演繹,Thelma與Jessie在舞台上互相抬托,不斷積累剛性張力,觀眾的感受雖然很可能會因感官受刺激增大而更覺「過癮」,但原作劇本的魅力及可見性,尤其是Thelma這個角色本身的悲劇性,則不免因兩位演員的大揚大放而失焦。

談《如何對付克萊爾》中的視形傳譯

傳譯員在表情上的演繹,明顯比演員來得更為鮮明張揚,使他們承擔了傳譯以外更多的演繹任務;同時,透過由傳譯員分擔演員工作的這種做法,呈現的是最終演出完成前,不同組成部份被分拆開來觀察以便重新組合的「過程」狀態,呼應了讀劇演出的性質。

劇場之死

在海邊長大的孩子,從小就無意識的善於游泳,同樣生活在資本主義裡的小孩,也無意識的長成機敏的商人。我想,商人不是特別的愛國,也不是特別的不愛國,只是一切唯利而論,按價而衡。那麼當一個城市在大敘事之下,從一開始就注定只有被論述的份,機敏的商人又會不會有價的想像,在市場上拋售呢?

小眾之事:劇場與澳門的距離

對大部份的澳門人而言,或許所謂的「劇場界」說到底不過就是一群打著藝術的旗號終日不知道在做甚麼的「小眾」而已,不過本著「不明覺厲」的尊重或自知之明,不好意思去打擾別人罷了。

曉角《山羊》:存在主義下的語言詭用

從Martin使用廣東話作為思維工具的一刻起,這些深埋在語言系統背後、不易覺察的主觀趨向也會被一併接受,甚至被誤認為是客觀事實。至於比之更深層次的矛盾,正在於語言作為思維的工具、意識的載體,人只要存在便無法脫離語言而遺世獨立。

《鬼馬音樂狂想曲》談古典音樂的讓步

筆者難免聯想背後古典音樂和其他元素在話語權上的議價,製作團隊似乎過於在意古典音樂無法取悅觀眾,因而作出了相當大的讓步,例如「澳門街味道」的主題,政治正確之餘亦「易於入口」,至於其他喜劇元素、親情元素等同樣是幾近「不敗」,深度與否的問題姑且不論,從趣味性及娛樂性而言,確是取得了不俗的效果。

《海盜婆》:從路環「生長」出來的劇作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海盜婆》之所以如此「路環」,與滾偶的工作室長設路環有密切的關係,長時間的採風踏景、深耕社區,令滾偶能夠以真正的路環本土視角出發,去延伸創作出這部劇作,因此《海盜婆》可以說是在路環「生長」出來的,而不是在短時間內俯瞰某個社群或議題「製作」出來的,這正是滾偶及《海盜婆》與其他劇團、其他劇作本質上的分別。

非遺技藝與劇場記憶的應用及整存──2019年的「澳門劇場研討會」觀察報告

假如觀者與劇團本身並無特別關連,那麼這種劇團自身記憶的展示,便彷彿是在「陌生人」面前剖開身體和腦袋一樣,過於詳盡的記憶紋路反倒使觀者面臨一種「在場」的尷尬,突兀又不自主的介入了演示者的生命歷程,因此演示者越是為自己曲折的過去而感慨萬千,觀者與己無關的距離感便越見突出,然則觀者在這個過程中,是否只純粹的擔當著一種為他人提供掌聲的客體角色?

談《藥》的一件小事──從「自high」中看人的麻木

許多內涵並不深刻但總之就是要狂歡一番的活動,都有一種對於「娛樂」的潛在指向(說穿了還不是因為澳門是個年收三千億的旅遊城市),而此刻再對照小說原著《藥》裡的殺頭情節,魯迅筆下民眾的「愚昧」便可解讀成「不懂得反思自身與眼前狀況的關係」,試想一下民眾為何會認為殺頭好看?

魯迅也嘆氣──談談《藥》的新舊對話

我們這時代人的骨頭和胸膽,竟然比一百年前的還要軟弱和洩氣,魯迅花了畢生之力來喚醒我們的靈魂,他__的冬瑞竟然如此窩囊?魯迅要是只嘆一口氣,那可算是給足了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