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維也納看戲除了了解「最優質的歐陸劇場作品在討論什麼」，觀察藝術節如何組織、設置主題和話題進入日常生活也非常有趣，在這裡我能看到的不亞於專程前往亞維尼翁或愛丁堡所感受到的「全城藝術」，事實上節日化（Festivalization）已經成為城市行銷的日常。即便官方為多數提供慷慨資助，但除開劇院演出，露天節日活動不免佔用市民的公共空間；另一方面，塑造話語和參與批判後現代的權利仍侷限在菁英階層之中：那些不熟悉當地語言更不識講英語的移民、勞工階層，始終被排斥在這些議題之外。
一個好的劇場演出能看的要素太多了，不過是少了語言，少了對人物關係的認知，事後想起來無法準確答上觀後感最常問的「這部戲講了什麼」，但劇評人不在乎這些。能夠在劇院裡聽到現場鋼琴有多美我就不提了，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在圓拱型的半地下室，從左側小窗的位置投下來一盞模仿監牢鐵門的光，János Kókai 貼牆站著，頭戴一頂歪歪斜斜的軍帽。
如何在國際上定義台灣？這個東亞島嶼在歐洲、乃至全世界如何引起震盪？隨著手搖機啟動，整個舞台也隨之震動了：珍奶世家從珍珠如何遠銷海外出發，外交大使講出當年的外交困境；從事NGO的試圖從下至上打破國家之間的隔閡。無論他們作出多少努力，現實之中的台灣仍隱匿在中國的陰影之下：不存在（網購時，你有可能找不到「台灣」這個國家）、不被承認（就連奧運裡也只能叫「中華台北」）、不被重視
藍色，藍色。只有一個女人的獨角戲，想起《藍色時分》。當中的藍指代的都是藍天，而女人的身份卻不同：《Grounded》裡的女人是戰鬥機駕駛員，她本該徜徉在藍天之上；而《藍色時分》裡的慧慧沒這麼好運，她只得隱匿在藍色時分之下的陰影裡。
相比於第一次真的感覺自己入了戲，這次好像還要特地分出一點精力看誰在劇院不看戲。有劇場觀眾在匿名評論專頁討論《海王星》「叫好不叫座」，一方面感覺這樣優質的演出還沒有被人看到實在可惜，而我的觀察是進場的觀眾可能並不完全是劇場觀眾，劇場只不過是消遣的方式之一，沒想到看戲居然要兩個小時不看手機、不打哈欠——這實在是太困難。
在將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都只能揀這種無語言的表演，不依賴語言去理解在地的身體質地和概念敘述。不過這三個演出還是稍稍打破了一些過往看舞台劇對服裝的構想：可以不穿，可以不停換，可以將服裝作為隱喻，這些故事之外的要素因語言的消失而變得更顯著。
如果只是將進劇場作為週末消遣，應該要有多高的期待才能踏入劇場呢？如果只是因為惠民票和看一齣電影相差無幾，那劇場不就是和電影一樣的藝文活動之選了？在這之後有太多可以細想的問題，比如上大灣區是否意味著要融入當地的生態還是可以做澳門特色？比如講澳門故事要講幾分才能吸引人？
從「寂寞」的角度來看，講了大概三件事：沉淪社交媒體的寂寞、關係中的寂寞、一個人的寂寞。社交媒體的寂寞從一開始舞者上載了一個 post 在社交媒體上呃 like 開始，幕布上映出「寂寞俱樂部」，一顆巨型紅心在幕布背後閃動，隨後肢體交接舞台。
我希望能夠留下更多實體的記憶物件以證明我曾參與過：比如我買下的場刊，比如我拍下的照片——沒錯這是旅行的一部分不是劇場的一部分，沒有照片，我很難向你證明這一切如何出現在眼前。又或者，感官上的更新：輕軌座位的冰涼觸感，路過小印度街頭的食物香氣甚至是南豐紗廠裡店鋪中陳設的商品。我會記得這些感官體驗，而不僅僅是耳機裡的瞬間。
如果說2023年依然受到疫情限制未能邀請外國藝術家來澳，那麼我想在疫情已經完全沒有影響的2024年，不論是外國藝術家還是內地藝術家總有其新鮮之處，相比之下本地作品在大型藝術節慶中將仍處於較弱勢的位置。
《松樹尾》的節奏很慢、很日常，儘管木屋區不是松樹尾獨有的產物，可當中提到的懷舊日常仍有其特殊的地域性。與看同場的同學仔交流，想要了解一下同輩的澳門人如何過，對方表示「這是在鄉下時會見到的生活日常」，而當我再追問「這是不是澳門的日常」時，他遲疑，說不是。
其中一個婆婆講到1980年來澳門時，因為不認路也沒有地圖，在海上望著太陽升起的方向漂了三日才到澳門。恰好又是一群移民，她們講的粵語有不易辨識的口音，而這群80年代的「新移民」在這裡的時間足夠久，久到成為「老澳門」。別忘了，澳門正是一座移民的城市。
每年一度「評地」評論人年度票選結果出爐，今年共11位本地評論人參與，選出18個演出，2大劇場現象。沒有頒獎儀式，就是這一班評論的選擇，拋磚引玉式的討論起點，於是，你心目的年度之選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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