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有劇場的啟蒙？
在澳門從事劇場工作向來不容易，年復一年的不斷堅持創作和演出，甚至到了觀眾審美疲憊的程度，但今天劇場界基本上仍是停留塘水滾塘魚的無限循環之中，甚至有時連筆者這種執筆看戲的旁觀者也感到洩氣。
駐站評論
本年度三位駐站評論人之文章。
《晚安，媽媽》裡的落差效果
假使歐夢秋同樣以張揚而非隱忍的方式演繹，Thelma與Jessie在舞台上互相抬托，不斷積累剛性張力，觀眾的感受雖然很可能會因感官受刺激增大而更覺「過癮」，但原作劇本的魅力及可見性，尤其是Thelma這個角色本身的悲劇性，則不免因兩位演員的大揚大放而失焦。
沒有演員的劇場——觀《嘉路士一世》
觀眾對自己是在參與還是可能會破壞演出的拿捏是模糊的，如果，適應可以透過經驗累積，漸進的參與要求，可能會幫助觀眾漸漸放開，幫助整個演出中的設置得到更多的回應和互動，尤其在這種以燈光或聲效作為語言、無演員的劇目當中，如何鼓勵慣於被動接收表演的觀眾，切換到主動解讀燈光聲效的模式，進一步沉浸在情境當中體驗作品。
重新發現周邊社區（下）
社區藝術文化項目可以為居民帶來什麼？在我們已有了發掘社區的初衷以後，如何行動和持續又成了另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至少在我本文提及的項目裡，我確實地看到居民對項目的共鳴和回應，以及創作者以時間和心思來逐步實踐的過程。
談《如何對付克萊爾》中的視形傳譯
傳譯員在表情上的演繹，明顯比演員來得更為鮮明張揚，使他們承擔了傳譯以外更多的演繹任務；同時，透過由傳譯員分擔演員工作的這種做法，呈現的是最終演出完成前，不同組成部份被分拆開來觀察以便重新組合的「過程」狀態，呼應了讀劇演出的性質。
手電筒聚焦與鎂光燈普照——從兩種策展態度說起
「澳門劇場文件展2020——無處可去（No Where To）」雖然只是一個微型展覽，但每項細節無不展現出策展人的巧思與體貼，從入場開始，工作人員便認真為每一位入場者進行消毒與探熱等防疫程序，並給予每位入場者一支手電筒，讓觀眾化身為「探險者」，主動去「發現」歷史，進行一場豐富的情境式體驗。
劇場之死
在海邊長大的孩子，從小就無意識的善於游泳，同樣生活在資本主義裡的小孩，也無意識的長成機敏的商人。我想，商人不是特別的愛國，也不是特別的不愛國，只是一切唯利而論，按價而衡。那麼當一個城市在大敘事之下，從一開始就注定只有被論述的份，機敏的商人又會不會有價的想像，在市場上拋售呢？
獨特時刻中的湧動
要不是許多沒簽約的前線劇場工作者受疫情猛擊，想起專業倫理與公民責任這道防衛線，可能還在用莎士比亞商籟名句「Roses have thorns.」來理解職業自由的代價。權益欠缺保障，實為澳門戲劇行業不成氣候的體現，加上政府文化政策缺席，文化藍圖由上而下，充滿內患外憂。
2019：做一個階段性實驗劇評人
對於評論的角度或藝術水平，作為寫作人依然抱持著點點懷疑，每當不知道如何寫的時候，總是叫自己先由感受開始。抓住最深刻的印象，由感受轉化成實實在在的觀察、描述、反思，向創作人提出疑問，為讀者提供多一個觀演角度，是個在主觀與客觀之間取得平衡的寫作實驗。想到近年出現大量的「階段性實驗」作品，筆者又何嘗不是個「階段性實驗」劇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