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老去的經驗,面對老去的終點:《午後陽光》與《喺度簽個名》
其中一個婆婆講到1980年來澳門時,因為不認路也沒有地圖,在海上望著太陽升起的方向漂了三日才到澳門。恰好又是一群移民,她們講的粵語有不易辨識的口音,而這群80年代的「新移民」在這裡的時間足夠久,久到成為「老澳門」。別忘了,澳門正是一座移民的城市。
本年度三位駐站評論人之文章。
其中一個婆婆講到1980年來澳門時,因為不認路也沒有地圖,在海上望著太陽升起的方向漂了三日才到澳門。恰好又是一群移民,她們講的粵語有不易辨識的口音,而這群80年代的「新移民」在這裡的時間足夠久,久到成為「老澳門」。別忘了,澳門正是一座移民的城市。
2022年一共看了30場演出,看完藝術節時就有一種心情,我不會向任何人推薦澳門劇場。語言隔閡,坐進來聽不懂在講什麼;又或者,聽懂了卻無法理解這齣戲想要講什麼。在以上看過的演出裡有些已經不記得具體情節,想要回溯時發現電子場刊的連結早已失效,只能靠當下的碎片記錄找回對這齣戲的印象。
跟過去兩年的Long Run劇場系列《真的戀狗了》、《明年此時》相比,前兩者為中產階層吹起幻夢般的泡沫,而《枕頭人》則在選材上相對偏鋒與大膽,不管對演創團隊,又或對一般到劇院消遣的觀眾來說,這個時長三小時的暗黑之作,可說是一大挑戰。
將巴特的想法置於《枕頭人》的背景,或者今日我們生活的社會當中,時代與地域的局限顯而易見,在絕對的權力底下,在「文化語言」相對薄弱的社會裡,讀者對文本的再生產也許並不如巴特想像中那麼自由、多元,甚至讀者本身也沒意識到自己有詮釋的權力。
反觀今年,「澳門藝術節」的評論不管是不是本地演出的,一律只有特約駐站評論人的文章,會不會就是因為絕大多數內地演出都被取消?而國外、台港演出彷彿不說自明地消失也會不會是一個評論下降的原因?所以,本地團隊的作品,對本地評論人來說,比較不值一評,對不對?
宗教是藝術的起源之一,像雅典最早的戲劇傳統就是起源於祭奠酒神狄俄倪索斯(Dionysus)的宗教活動,而不少現代西方戲劇仍可看到基督宗教的影子,在亞洲地區也不難看到神功戲等與之呼應的藝術形式。走進現代,創作人可如何透過作品達到傳教,或反過來利用宗教資源滋養作品,實在值得深思。
鄭家大屋的歷史感巨大——這座鄭文瑞和鄭觀應父子的故居,曾住過三百名房客,建築具東西文化交融的特色;然而《夜 · 觀應》卻挑選了較主流卻欠缺想像力的剪裁——即鄭觀應完成《盛世危言》的處所,其單薄的意涵容易被宏大的建築所吞噬。
對波蘭的偏好難免是受到詩人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和魯熱維奇(Tadeusz Różewicz)的影響,他們的文字透過譯文拷落在地球另一端我這位澳門讀者,想一探詩作裡似是平靜卻盡是暗湧的世界。然而,不論對於亞洲讀者,就算是在英國出生的人來說,因歷史的原因,波蘭也是一個陌生的國度。
故事的發想著實創意十足。一般而言,我們會較傾向把這四人定義成同居友人,而非家庭。在社會夾縫中生存的他們,一邊嘗試鬆動社會的定義,從起初的煮飯仔到真正組成「家庭」,彷彿迎合社會對組成家庭的期望和規訓。失敗者的位置何以讓這些人聚在一起,構成這個特殊的群體?
他一直望著小房內水族箱裡,不斷上升的氣泡,又是一瞬間之間,我也慢慢平靜下來。腦海也閃現了2015年,潛入了石頭公社在工廈的排練場,為《完美的一天》 排練繪畫圖像,那時我並非完全能明白一名自閉症兒童所經驗的視覺和聽覺,那與我們「不一樣」的所見所聞,卻在數年後,一個彼岸的學校小房裡,有了轉瞬的共鳴。
郊外開心的場景,總是充滿著歡樂和危機的共存,正如我們身處的世界。小朋友是允許攀爬老師高度可應付的樹,故常常看到一群孩子聚集在樹上玩耍,這是我自小也難看到的學習環境,鋒利的樹枝隨處可見,但眼見小朋友也會有意識地避過,雖然偶有擦傷的情況,但暫時未遇上大傷。
當代劇場美學更像是建築起一幅流動的圖景,強調氛圍、能量,而不是故事、角色,從單純的口頭語言或肢體語言,轉而與台、燈、聲等各種劇場元素疊加與辯證,觀眾不是結論的接收者,而是意義的創造者。
澳門藝術節每年逾半節目由本地藝團及藝術家創製,其中本地劇場、舞蹈項目為數不少,雖然不能說藝術節反映了澳門劇場演出、製作的整體水平,但至少可以看到一些澳門劇場創作的美學取向與趨勢。
《九聲》卻迥異於《愛與資訊》密集的戲劇強度,其形式和節奏更趨多元,卻同樣以眾生相拼湊組合:追求性歡愉玩樂人生的少女;害怕自己不夠男子氣概的丈夫;「完美」的健康女性;飾演不同角色、探尋表象與現實真諦的演員,組成一幅社會病理學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