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站評論
本年度三位駐站評論人之文章。
談《如何對付克萊爾》中的視形傳譯
傳譯員在表情上的演繹，明顯比演員來得更為鮮明張揚，使他們承擔了傳譯以外更多的演繹任務；同時，透過由傳譯員分擔演員工作的這種做法，呈現的是最終演出完成前，不同組成部份被分拆開來觀察以便重新組合的「過程」狀態，呼應了讀劇演出的性質。
手電筒聚焦與鎂光燈普照——從兩種策展態度說起
「澳門劇場文件展2020——無處可去（No Where To）」雖然只是一個微型展覽，但每項細節無不展現出策展人的巧思與體貼，從入場開始，工作人員便認真為每一位入場者進行消毒與探熱等防疫程序，並給予每位入場者一支手電筒，讓觀眾化身為「探險者」，主動去「發現」歷史，進行一場豐富的情境式體驗。
劇場之死
在海邊長大的孩子，從小就無意識的善於游泳，同樣生活在資本主義裡的小孩，也無意識的長成機敏的商人。我想，商人不是特別的愛國，也不是特別的不愛國，只是一切唯利而論，按價而衡。那麼當一個城市在大敘事之下，從一開始就注定只有被論述的份，機敏的商人又會不會有價的想像，在市場上拋售呢？
獨特時刻中的湧動
要不是許多沒簽約的前線劇場工作者受疫情猛擊，想起專業倫理與公民責任這道防衛線，可能還在用莎士比亞商籟名句「Roses have thorns.」來理解職業自由的代價。權益欠缺保障，實為澳門戲劇行業不成氣候的體現，加上政府文化政策缺席，文化藍圖由上而下，充滿內患外憂。
2019：做一個階段性實驗劇評人
對於評論的角度或藝術水平，作為寫作人依然抱持著點點懷疑，每當不知道如何寫的時候，總是叫自己先由感受開始。抓住最深刻的印象，由感受轉化成實實在在的觀察、描述、反思，向創作人提出疑問，為讀者提供多一個觀演角度，是個在主觀與客觀之間取得平衡的寫作實驗。想到近年出現大量的「階段性實驗」作品，筆者又何嘗不是個「階段性實驗」劇評人？
《此時此刻》的社會「貼題」及其美學中的不滿
演員對觀眾的呼喝或挑釁，似乎想他們感受極權專制的高壓統治，而從澳門觀眾順從的舉動來看，創作者也印證了澳門和諧的社會風氣。另一方面，筆者質疑此種「類參與式」的劇場手法的道德證成是否站得住腳，意即，以強硬的手段告訴觀眾政治強權是否合理？
一份場刊，演出完結後可怎麼看？澳門劇場文件展策展記事
早前看到劇評人把展場形容為停屍間，某程度上確實是如此。當年的劇本、設計、台前幕後的人等，大概不能一模一樣的完整重生過來。文件打開過後，要如何收好保存？誰會按下一組鍵：⌘+S，去建設劇場大數據這個「三峽工程」？
兩名「旅人」的掙扎：觀《劇場搏劇場》
整體而言，以上兩名海歸演出者都作了突破自我的實驗，表達自己內心的情緒。兩個跨界演出——一個結合視覺藝術、環境劇場等元素；另一個結合形體、音樂與戲劇元素——擴闊觀眾的劇場體驗；它們都反映兩位創作者對澳門與自己的關聯。在這個年代，到外地留學越來越普遍，那些赴外求學藝術的人海歸回澳後會否對澳門這個社會失望？是否會在個體自由和社會責任之間掙扎？那種種的不安，緣於何處？
我們都是逃跑的豬 ——《誰倒了這片土地》觀後感
在車上的部分與其說是演出，更像是一場實驗，聆聽的實驗。我們不想聆聽別人，有時聆聽別人，也只是為了自己被聆聽罷了，而從沒有真正的有效溝通。原本覺得時間過於冗長，但後來又想，這段時間是否必須？是否需要足夠漫長的時間，才會讓我們感到麻木？就如每日的我們，對身邊的聲音習以為常，繼而感到煩厭，無助，逃離，不願再聆聽。
「演書節」的逆流創作：《安娜與蘇珊》
從《像XX的一個演員》至《安娜與蘇珊》，「足跡」和演出指導團隊，就試圖幫助梁和龔兩名演員找到適合她們的訓練方法，並在改編文學的過程中，以訓練得來的成果把文學進行轉譯。在這次演出中，三地劇場藝術家擦出火花。當代化的文本尖銳地指出了澳門當下的困局；導演高俊耀和各舞美運用簡單的舞台美學，營造出孤寂的夜晚和神秘的房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