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有關「死亡」的討論
說起不同的文化,我才憶起在澳門出生的人,原來無意中被許多特有的文化和習俗所影響,箇中是蘊含着宗教的來源。相信在我成長的環境裡,充斥着「投胎」、「輪迴」及「來生」的通俗說法,而常掛在口邊的「緣份」,更是已植入我們生活當中的想法,這可以在書本故事、電視劇及電影裡處處找到影子。
本年度三位駐站評論人之文章。
說起不同的文化,我才憶起在澳門出生的人,原來無意中被許多特有的文化和習俗所影響,箇中是蘊含着宗教的來源。相信在我成長的環境裡,充斥着「投胎」、「輪迴」及「來生」的通俗說法,而常掛在口邊的「緣份」,更是已植入我們生活當中的想法,這可以在書本故事、電視劇及電影裡處處找到影子。
我大概是在這樣的對話裡,開展了製作圖像之旅。一開始繪畫的人和物件,有着具體的面貌,每當好像可以清晰地用慣常的視覺來辨別她們的形象,想細閲她們的紋理時,下一步不是分解,就是離散,再次重聚時,也不是原本可以辨認之物了;若按風格來說,我也分不清是具像或抽象,只可說是一種由可視的景象化為的情感吧。離開原生地越久,你就越覺得,提起的已是城市的過往,如果沒有懷舊之心,沒有可以串聯現在的「過去」,哪可以從何談起?
我總覺得圖像變成了一個密語,不能對外公開,呈現在有限的觀眾面前,卻是委托人和我,以及被紀念者之間,一種最親切的對話。在 AI 時代降臨之際,仍然讓我相信創作和繪畫的力量,無論在世界哪個角落,在無聲之處隱隱透着光輝。
沒想到多年後,我卻進入了英國的小學當起助教,我也感謝生活的變動給了我一個重新學習的機會。無疑,我成長在重複練習及分數評比的學習環境,因此對「沒有功課」的校園很是好奇,究竟小朋友是如何學習?如何評估他們的學習進度呢?
文化也許是那麼容易說出的字眼,因為那是我們作為社會個體必然的擁有,在我們舉手投足之間,也可以是文化的一部分;然而文化又是那麼赤裸和無形,脆弱得一擊即破,不用留下任何痕跡。當衝突和誤會發生,我們也可以以此作為保護罩,一句「文化衝突」來粗略/ 粗暴地解釋一切,儘管傷口在無意中已形成,也不用為此負上責任。
他們如何理解在澳門的生活?是否是已經逐漸退到去珠海才叫在澳門的生活,就像講回到標題裡面的「特種兵攻略」,我覺得倒是有挪用的嫌疑,因為其實在故事裡面他們描述的澳門,或者是他們描述特種兵攻略裡面的澳門,是社交媒體上扁平化的想像,而作為澳門人本身,他們其實並沒有這種特種兵吃的體驗,即便有他們對於緊迫的在這一個城市一天之內走遍盡可能多的景點,這件事沒有特別深的體會。
在維也納看戲除了了解「最優質的歐陸劇場作品在討論什麼」,觀察藝術節如何組織、設置主題和話題進入日常生活也非常有趣,在這裡我能看到的不亞於專程前往亞維尼翁或愛丁堡所感受到的「全城藝術」,事實上節日化(Festivalization)已經成為城市行銷的日常。即便官方為多數提供慷慨資助,但除開劇院演出,露天節日活動不免佔用市民的公共空間;另一方面,塑造話語和參與批判後現代的權利仍侷限在菁英階層之中:那些不熟悉當地語言更不識講英語的移民、勞工階層,始終被排斥在這些議題之外。
一個好的劇場演出能看的要素太多了,不過是少了語言,少了對人物關係的認知,事後想起來無法準確答上觀後感最常問的「這部戲講了什麼」,但劇評人不在乎這些。能夠在劇院裡聽到現場鋼琴有多美我就不提了,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在圓拱型的半地下室,從左側小窗的位置投下來一盞模仿監牢鐵門的光,János Kókai 貼牆站著,頭戴一頂歪歪斜斜的軍帽。
如何在國際上定義台灣?這個東亞島嶼在歐洲、乃至全世界如何引起震盪?隨著手搖機啟動,整個舞台也隨之震動了:珍奶世家從珍珠如何遠銷海外出發,外交大使講出當年的外交困境;從事NGO的試圖從下至上打破國家之間的隔閡。無論他們作出多少努力,現實之中的台灣仍隱匿在中國的陰影之下:不存在(網購時,你有可能找不到「台灣」這個國家)、不被承認(就連奧運裡也只能叫「中華台北」)、不被重視
叫不出年份的中文月曆依然掛在牆上,各種生肖的圖案作為家裡的裝飾,她照舊地叫它們做「月份牌」;處處放著老字號月餅盒和陳年調味罐,裡面收藏著數量難以數清的紙類物品。牆上尤其醒目的是,一張女兒的大學畢業照,那種她稱為「西人」的拍照方式和背景:七三面,四方帽,燦爛的笑容,一副專業的模樣,是他們異鄉人最大的驕傲。
不約而同地,在2023 年冬,小寧和我,在澳門和英國,各自上演了有關遷移為主題的作品,她的作品《境.遇》是偶物演出,以影片形式呈現,演出地點是澳門,但網上播放可以無際;我的《Lighting Up Your Family Stories》則是故事演說分享,配合動畫及現場音樂,演出地點在英國倫敦,是一個區政府資助的項目。寫下來才發現這形式上的「定義」也來得太決斷,或許我們也沒有太想確定一個演出的形式,而是這是多年我們經驗與探討的主題。
藍色,藍色。只有一個女人的獨角戲,想起《藍色時分》。當中的藍指代的都是藍天,而女人的身份卻不同:《Grounded》裡的女人是戰鬥機駕駛員,她本該徜徉在藍天之上;而《藍色時分》裡的慧慧沒這麼好運,她只得隱匿在藍色時分之下的陰影裡。
在將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都只能揀這種無語言的表演,不依賴語言去理解在地的身體質地和概念敘述。不過這三個演出還是稍稍打破了一些過往看舞台劇對服裝的構想:可以不穿,可以不停換,可以將服裝作為隱喻,這些故事之外的要素因語言的消失而變得更顯著。
如果只是將進劇場作為週末消遣,應該要有多高的期待才能踏入劇場呢?如果只是因為惠民票和看一齣電影相差無幾,那劇場不就是和電影一樣的藝文活動之選了?在這之後有太多可以細想的問題,比如上大灣區是否意味著要融入當地的生態還是可以做澳門特色?比如講澳門故事要講幾分才能吸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