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後城市

不用隔離能回澳的消息在三年後，如此突然地公佈了，按下機票時竟有一種超現實的感覺，出發前還向港澳朋友確定是否還有防疫的措施；畢竟一年多前從澳門至英國的路上，準備了形形色色的檢測和防疫碼，空空如也的離境大堂只迴盪著我行李箱滑動的聲音，過關時關員要求簽下若在香港折回需在澳門隔離的同意書，彷彿就是一道單行線，一切還是歷歷在目。

直至通過澳門海關，再踏上這片土地的時候，終於確認我順利地回到家了。在車上看見一半以上的行人還是戴著口罩，曾光顧的中小商店貼上「旺舖招租」的廣告，不少地方還保留著「安全社交距離」的告示，體溫機消毒液在各大場所的門口仍然站立著。這是一個疫後城市，相較於世界各地，還是一個剛剛從封閉區域中疫情橫掃過的城市。

儘管政策和措施已減除，但留在人身上和記憶中的，不能頃刻消除（怎麼能頃刻消除？）和親友談起疫情爆發的經過，每人的感染和後患儘不相同，兩星期內大幅感染至醫療系統承受超大負荷，死亡人數是我自出生以來，短期內非常巨大的數字。發現家人能走過這劫是一種該感恩的幸運，然而家中的長者已經歷了重病症後的餘悸，也自覺鼻子的舊患在感染後加重了症狀。

顯然，全球受疫情的影響還未離去。在英國第一次Lockdown以後，至今已是三年的時間，經濟的影響從各行各業的罷工不合作運動裡直接反映，不少診所或藥房能看到疫後長期病徵（Long Covid）的提示，或是在新聞裡看到討論疫情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尤其對於小童和弱勢社群身上。在疫情期間，其中一個在國際上具有爭議的決定，是英國小童從未規定要戴上口罩，這當然使學校及托兒所的前線人員感染率大增，但在我接觸到的當地家長，甚至受感染的老師，在考慮到小童的心肺發展及心理影響後，並沒有太大的反對意見。而在澳門，三年來小孩甚至幼童已習慣戴上口罩，我家中五歲的小孩自兩歲起就戴上口罩，在上幼稚園的初期因入學年齡偏小，需要在課室裡被圍板隔開，並戴上口罩與面罩，因而大部分時間她只能面對圍板獨自玩耍，我只要設身處地想想，已感到她當時的寂寞與無助。

這也許是在疫情初期，因無法估計感染對小孩的危害所作的措施，然而直至今天，那種疫後的恐懼也在籠罩着小童的心境，在他們還在對世界建立認知的過程中，一場大人也無法理解與承受的疫情，會對這些小小的心靈造成如何的影響。如果無法在西方國家取得數據，我認為在亞洲曾實施這項措施的國家和地區，應當搜集和研究口罩對小孩成長所造成的身心影響，並推出相應緩解的方案，並且是長期的計劃。

我感到驚訝的是，為何這次疫情的應對在媒體報導下，是一場「勝利」？無論是如何走出了三年的疫情陰霾，但有人因疫情離世是事實。我在英國家附近的公園裡走著走著，看到一張悼念疫情死難者的長椅，刻上「永不能忘記」(Never Forgotten)（圖1及圖2），放上了悼念的鮮花；在倫敦市中心還保留着2021年建立的國家紀念牆The National Covid Memorial Wall，上面刻劃無數個愛心和悼念句子，為疫情中痛失家人的人們，提供一個可碰可視的地方；剛過去的三月廿三日，也是COVID-19 國家反思日（ COVID-19 National Day of Reflection），讓所有人聚在一起支持在疫情失去生命和摯親的人。

圖1: Covid19悼念長椅，Nonsuch Park，倫敦，作者攝。

圖2: Covid19悼念長椅，Nonsuch Park，倫敦，作者攝。

在澳門，一人一劇場團體零距離合作社推出了一系列的講座和活動，探討生死的議題，包括《疫後看人生》及《認識遺囑繼承與法定繼承》等講座（註1），回澳時也有機會和主辦方談過，他們希望能及時在疫後為有需要的人提供相應的協助，畢竟身上的傷口非常鮮活，要待結疤的日子還很漫長 ，也感謝他們的一席話，解答了我看到疫後的家所產生的矛盾情緒。

胡晴舫在《旅人》（註2）裡曾提及，友人問她：「您不覺得，自己的城市就像我們的老媽一樣，總教人又愛又恨嗎？」如果換及我的角度，慶幸我和老媽的關係，愛比恨多得多，尤其那些厭人的嘮叨在現在的遠距離下，變為了另一種的親密感。我願我和城市也是如此。

註1: 詳情請見零距離Facebook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zdcmo。
註2: 《旅人》，胡晴舫著，八旗文化出版，台北，第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