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的困境,談演戲空間《科學/怪人》
對於觀眾來說,語言隔閡帶來的疏離感是很容易理解,但戲中刻意淡化了怪物在小說中許多令人懼怕的特質,剩下來區分他和所謂正常人的分別,就是他的國籍或者語言了。可是,這些特質不應該用作區分一個人正常與否,不是嗎?這個安排某程度上也點出本劇的命題,到底誰是製造怪物的人?是甚麼讓人與人之間區分著「我者」和「他者」?
對於觀眾來說,語言隔閡帶來的疏離感是很容易理解,但戲中刻意淡化了怪物在小說中許多令人懼怕的特質,剩下來區分他和所謂正常人的分別,就是他的國籍或者語言了。可是,這些特質不應該用作區分一個人正常與否,不是嗎?這個安排某程度上也點出本劇的命題,到底誰是製造怪物的人?是甚麼讓人與人之間區分著「我者」和「他者」?
影像在作品中具有不同功能。奇案影片拍攝和直播期間,影像捕捉的不再是一剎永恆,而是故弄玄虛的消費主義奇觀。攝錄意味著擁有作者的權力,鏡頭則成了他們的武器,因此《病歷編號》同步呈現影像和拍攝過程,暴露了觀看過程中的互動,乃至影片作為娛樂的消費過程。
演出帶有明顯的實驗性,並傾向於表現純粹化的劇場美學,這種風格的演出之於澳門當下的劇場環境而言,筆者認為是需要的,特別是劇場(乃至社會)的包容性及多元性屢受質疑的時代,更需要支持、肯定不同藝術風格的演出(當然演出的製作水平亦須達標),但同時亦須指出,之於觀演經驗不豐富,尤其是對莎翁《暴風雨》文本不熟悉的觀眾,卓劇場及眾聲喧嘩的《暴風雨》作品並不是一個易於入口的演出。
我看著老婆婆那蹣跚、落寞的背影,以及可以預想到她即將發現老公公的悲劇,不禁悲從中來。老婆婆的身影沒入黑暗之中,舞台上唯獨剩下殘燈一盞。望及此光景,怎一個愁字了得。想及老婆婆的那些該在場而缺席的人,與缺席的在場人,不禁想及老婆婆說的︰「冇水會死,多水都會死」。
這個呈現更側重於在嚴肅的法理論證上,加入娛樂元素令觀眾不覺沉悶,就像控辯雙方辯證呈現的天秤一樣,劇情呈現娛樂性的重量要比議題呈現完整度要大。但對於這樣一個道德思辯的劇本,這個劇本原來想我們思考的東西,有因為演出的處理更突顯或是減弱呢?
在我知道劇本快要結束時,我是強烈希望我們「陪審員」共同作出的選擇所帶來的,可能的「未來」、可能的「結果」。但很可惜的是劇本是以宏大敘事來結尾,雖然這也能調動部份觀眾的內心波動,但很可惜宏大敘事更多是作為一名旁觀者的角度去看待歷史,但如果是以因為我們選擇而導致「結果」的方式結尾,我相信觀眾對劇中的參與感會在得知「結果」後得到昇華。
究竟這是誰的藝穗節呢?是又一個整合演出的載體?是創作者試驗的平台?還是替城市空間說話的藝術呈現呢?文化局每年上演的藝術節慶不勝枚舉,為配合「演藝之都」的發展往後只會越來越多。但在其他藝術節慶中,代表主流及劇場上演的常規作品多不勝數,所以提及藝穗節的獨特性,是否就是我們一再強調的實驗冒險和全城舞台呢?
本劇的比較強烈的「水土不服」感倒不是翻譯文本引起的,而是作品裡反映的美國移民華人境況變遷,在導演的處理下沒有在本土呈現上得到共性的回饋,即本地人對於美國上世紀華人移民遭遇的感受並非那麼強烈。特別演員呈現時傳遞出來的感覺是他們都沒有深信自己就是這個角色,沒有真正代入到這個角色裡,用角色經歷的情感去說話。
劇本的結構是最終將主角帶向死亡,生命上遇上的所有問題都沒法找到出路,作故事的終結。然而,這一個人的故事要如何呈現,如何找出作為公演的公共性,讓故事與觀眾可以作交流或思考,我想編劇、導演和演員整個創作團隊花了心思,將這一個人的故事,經過創作和劇場表演的媒介,欲演變成不僅是讓觀眾去看一個人的故事而已。
服裝和佈景設計也配合到演出令到成件事很抽離又合理。整個佈景的意象好像一隻船,由很多不同的塊狀物堆疊,有點像是這個流浪路上堆疊的屍體。還有演員們的服裝,由不同風格的衣物拼湊而成,很有衝突但又突顯到難民只能接收不同棄置衣物的事實,同時令他們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和特徵。
我們在聽別人講故事的時候,會不會思考他們基於甚麼理由去選這些事件去講?這些事件對創作者來說是歷史,也可以是記憶,但對我來說,充其量可以說是歷史,但不是記憶。所以這裡存在著認知或記憶的落差,就像亡者和監製一樣。他們在討論記憶的選擇,亡者想選擇的記憶與監製想製作的記憶也存在落差,監製覺得她在刻意遺忘,並有意地引導她再次想起。在這些對話中,到底我們站在甚麼角度去看待這段記憶。
生命以時間為單位,永不停頓的時間不斷推動著生命輪迴,見證著生命的演化和複雜性。三位舞者從最初的交織纏繞,到後來的分散亂舞,彼此如同時分秒一樣時而重合,時而分開,就像人與人的相遇和交錯一樣。
編導在故事中是有刻意去強調當時的宏觀社會背景,呈現城市的「記憶」來加深城市的「鬼魂化」。為漫步城市而進行一個伏筆。(請原諒我使用伏筆這詞眼,因為歷史背景只能向人們提醒這個城市的曾經,但並沒有與他方—此地—進行更深層面的連結。)而時代巨輪背景下,城市的記憶正在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