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老去的經驗,面對老去的終點:《午後陽光》與《喺度簽個名》
其中一個婆婆講到1980年來澳門時,因為不認路也沒有地圖,在海上望著太陽升起的方向漂了三日才到澳門。恰好又是一群移民,她們講的粵語有不易辨識的口音,而這群80年代的「新移民」在這裡的時間足夠久,久到成為「老澳門」。別忘了,澳門正是一座移民的城市。
其中一個婆婆講到1980年來澳門時,因為不認路也沒有地圖,在海上望著太陽升起的方向漂了三日才到澳門。恰好又是一群移民,她們講的粵語有不易辨識的口音,而這群80年代的「新移民」在這裡的時間足夠久,久到成為「老澳門」。別忘了,澳門正是一座移民的城市。
2022年一共看了30場演出,看完藝術節時就有一種心情,我不會向任何人推薦澳門劇場。語言隔閡,坐進來聽不懂在講什麼;又或者,聽懂了卻無法理解這齣戲想要講什麼。在以上看過的演出裡有些已經不記得具體情節,想要回溯時發現電子場刊的連結早已失效,只能靠當下的碎片記錄找回對這齣戲的印象。
一系列的階段創作或新作發表也沒有缺席,如澳門舞者工作室較集中探索街舞動作語言轉化的街舞劇場《Project D》、詩篇舞集每年集結青年創作人發表創作的《2022澳門當代舞展及交流平台》、四維空間《獨立構造》的類似發表平台、兄弟班藝術會發表的女子單口喜劇情演出《OMG求戀期》及夢劇社的2022「原創劇作孵化計劃」讀劇演出等。
《睇樓團》的再版,從著重通過體驗環節,引發觀眾對大屋產生珍重之情,轉為加入歐陽氏的第一身角度,以原本不足為外人道的家事,揭示清末華商盧九的生平,將之與時代背景扣連,呈現盧家在百年前的社會脈絡中的處境,以盧家人的命運探視澳門曾經的一段過去,並對大屋所象徵的「榮華富貴」的背後代價進一步詮釋,較第一版更能引發深刻的思考。
居民們除了以社區的歷史文化自豪外,更往往有一種急於表現的態度,彷彿自己的社區總是不夠被全體市民所重視一樣,不禁令筆者細思,這些社區藝術的劇場演出,到底是為了向觀眾傳達一些具有重要社會意義的訊息,還是為了滿足社區本身的文化自豪感?
創作者如欲真正撼動澳門人冰冷的靈魂,作品必須給出一個足夠充份的說法去折服觀眾,使其相信當前所傳達的事乃是與社會全體深刻相關,觀與演之間緊扣為一且不容置疑,否則難免會有觀眾認為,眼前所觀不過是某某在拿出他/她的個人鄉愁在喋喋不休而已。
是次演出以口述歷史作為表演元素的方法,並不囿於照本宣科的播放及宣言,而是與具有紀錄象徵的環境及演員自身的歷史及肢體表演水乳交融,轉化成別樣的、具有表演力的「演出者」,創造豐富的想像空間,超越環境與演出,成為一種有流動性的有機整體。
舞者臉上黑色半截兔子面具代表雷兔身份,身上的金背心就如金錢一般散發庸俗的氣息,她的眼神充滿孤獨,畢竟她的速度快如閃電,就如夢一般,我們都能看到,可我們伸手永遠都觸碰不到,連她掉下的憂愁,也隨風而飄。
她們化身記憶的載體,以散落各處的尼龍帶作為地方的痕跡,結合環境的歷史、氣味及感覺,將大小地方的痕跡漸次披掛上身。體驗過後,全身痠痛的同時,猶記得舞者於清水戲院四個大字前一段仿粵劇演出,過去與現在、傳統與當下,同時呈現。
而環境劇埸正正嘗試從同樣枯燥乏味的膚淺地景中重新建立屬於澳門自身的獨特文化,喚起人們對地方的主觀經驗和情感,以人與地方之間的親密關係產生地方感(sense of place)。此外,「藝穗節」的節目來自世界各地,當中亦不乏環境劇場作品,從中也使澳門的本土文化與他國的歷史和文化產生有機的對話和對照,透過了解他者的過程,認識自身的文化價值和意義,確立澳門在全球消費主義衝擊下的定位,建立自己的主體性。
本文將嘗試以本屆「藝穗節」為例,說明上述地方營造和主體性建構在環境劇場上的應用;但礙於筆者在「藝穗節」駐節時間有限,只能集中討論《巴勒斯坦大飯店》、及《愛與死的證言》及《黑暗裡的斷翅飛翔》 三個節目。
(劇場裡)觀看死亡的,應該都是活著的人。死亡在藝術主題中不算罕見,只是藝術家如何讓自己和觀眾從中得到生活的力量,則是各顯神通。「第十六屆澳門城市藝穗節」的表演中兩部有關死亡和葬禮的作品──日本劇團「Theatre Moments」的《生之葬禮》和「梳打埠實驗工場藝術協會」的《愛與死的證言》,都嘗試在死亡當中尋找和揭露生命的真相。它們也如不少其他藝穗節作品般,在非正規表演場地進行,但兩者在表演和空間運用的策略上卻有顯著差異。
一位舞者跌坐地上,被指責、推倒時,尼娜.蒂帕拉手執石塊高舉,一如聖經故事中耶穌對責難妓女的群眾說著:「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通過此一明顯提示,對聖經故事稍有認識的觀眾不難藉此解讀投入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