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實交織的寓言劇場：《遠方》的敘事迷宮與觀演距離
邱琪兒的作品直面性別、種族與戰爭等現代性困境。在後真相時代重演這部千禧年劇作，無疑具有警世意義——當不公與戰火仍在地球彼端蔓延，我們卻慣於將其異化為日常生活的背景雜訊，更遑論那些隱匿於新聞敘事之外的結構性暴力。這或許正是《遠方》留給當代觀眾的終極詰問：當「遠方」的暴力成為日常生活的背景雜訊，劇場能否在疏離與共情的辯證中，重構一種抵抗遺忘的可能？
標籤 卓劇場藝術會
《遠方》——必須「課後補習」才能讀懂的演出
是次演出卓劇場聯合眾聲喧嘩大膽地捨棄了傳統上最具力量的舞台中央，而選擇利用台側及劇場上方原為後台的部分進行表演，儘管這種空間設計不可避免地與觀眾產生了疏離感，但實際呈現的力量卻絲毫未減，張力十足，同時充分利用了黑盒劇場的特徵——尤其是上方區域天然具備的工廠感，與第二幕的製帽工廠情境完美融合。這使得劇場空間本身成為敘事的一部分，而非僅是演出的容器。
《遠方》：劇場美學下的疏離之境
整部戲幾乎單靠對話構成，複雜的台詞不易消化，卓劇場利用多種戲劇元素補完故事。耐人尋味的是，強大的機器能辨識到各種人臉，反而我們人卻看不清楚人的真面目。整部戲一直看不清演員的樣貌，除了在帽子工廠 Joan 和 Todd 走近觀眾席俯看以外，直至最尾一幕才投影出 Joan 的側面特寫。無疑，在空間和燈光上的處理上，確實展現了團隊在宣傳上極力強調的美學效果。
那「遠方」，難「接近」——《遠方》觀後
筆者的挑戰應該是失敗了。這「遠方」實在太遠，無法「接近」。「劇場性」與「觀眾接受度」的平衡是一場藝術與溝通的博弈，創作團隊在發揮其創造力，開拓觀眾嶄新感觀的體驗時，是否需要提供一些情感聯繫作為溝通橋樑？可能文本中或創作者已給了不少符號的提示或具象的情感，帶領觀眾進入那個世界，但若觀眾無法從演出中感受，或自覺被排斥在外的話，那是否變成演出的自說自話呢？
不選十大沒有最佳但可以講5分鐘的「2024 澳門劇場」—— 從演出到現象文字記錄（1/3）
表演藝術評論網站「評地」二○二一年起每年舉辦劇評人的「年度回顧」，該「回顧」著重「具討論性」而非「最佳」的演出和現象／事件，二○二四年度「回顧」命名為「不選十大沒有最佳但可以講五分鐘的二○二四澳門劇場」。先邀請駐站評論人先在線上提名去年特別具討論價值的「演出」和「現象／事件」，第二階段則就票選出來的演出和現象／事件進行現場座談討論。以下為第一部分文字內容。
從文本之外感受角色的情感──《流瑩〔愛在陽光明媚的那一天〕》
劇中所穿插的、同樣困在高塔中的 Young Woman 的舞蹈片段頗具劇團先前的作品《夢迴濤聲》的味道和風格，讓觀眾從舞蹈中感受到了角色的情感波動。整個舞蹈片段毫無對白，卻透過舞者詭異卻優雅的舞姿，展現了角色的痛苦和頹喪。舞者本身充滿了力量，與角色的絕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在角色決定從高塔一躍而下的前夕，舞蹈中的鬆弛與釋放，這種僅僅透過肢體傳遞情感的力量，超越了語言的界限，是戲劇中最直接、最原始的表達方式。
想像作為人性的少許希望——《流瑩〔愛在陽光明媚的那一天〕》
作為劇中角色，這一些想像是他們生存下去的動力。不論是隨後 Isla 抱起假人的愛意起舞，還是舞者（王桂敏飾）以形體表達在這個房間的痛苦、愉悅、哀愁、沉思乃至置於虛無而絕望心情，特別是在燈光下兩位演員的影子各自被拉長、切割而形成的扭曲和支離破碎，如同他們在這裡的遭遇。演員們必須為想像注入生命，才可以呈現出來，而觀眾更要基於此，想像出角色之前的經歷和對未來的期盼。其實在反烏托邦的世界下，未來的可能性又在何處？
鏡頭的意圖：《病歷編號：ＸＸＸＸ》的影像呈現和觀點轉換
影像在作品中具有不同功能。奇案影片拍攝和直播期間，影像捕捉的不再是一剎永恆，而是故弄玄虛的消費主義奇觀。攝錄意味著擁有作者的權力，鏡頭則成了他們的武器，因此《病歷編號》同步呈現影像和拍攝過程，暴露了觀看過程中的互動，乃至影片作為娛樂的消費過程。
纜繩與「他們」—— 評《暴風雨》
以十六條繩所組成的佈景令我感到驚喜，纜繩，除了因為纜繩作為符號，象徵了暴風、航行、捆綁、失去自由等意象外，我認為最關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向上爬」的救命繩索，這個「向上爬」既可以理解為從社會低層向上爬、從深淵向上爬或從困局從向上爬，不論如果解讀，「男人」的行動也是要藉演出原典《暴風雨》來達到向上爬，「男人」好幾次都是牢牢地捉緊纜繩場口除了因為要演出，更多的是反映其內心重拾自由的渴望。
變出看不清的投射，《暴風雨》的魔法還有效嗎？
非線性的敘事手法，反覆的自我對話，在卓劇場與眾聲喧嘩上一回合作的《遠方之歌》中已見端倪，這次合作把疏離感發揮得更為極致。極簡的長方形四面台空間設於文化中心黑盒劇場中心，天花整齊有序地垂下粗麻繩，舞台中心由三塊圓弧形塊狀組成，是座不完整的孤島。筆者尤其喜歡繩索的意象，除了象徵航海，有時是武器，有時是根救命草，更有把角色扣連在一起又鬆開的意味。
戲中之戲，外中之外：《暴風雨》中的荒謬和對自由的反思
《暴風雨》兩人演出的結構在呈現上也與不少荒謬劇類似：他們每一句對白都是對話，但亦從來都不像在對話；他們想在角色中尋找自我，但角色卻不斷為自我設限。至此，演出扣連起莎士比亞文本對「自由」的思考 ——「我」總是並非完全自由，因此「我」和劇中角色兩者之間總是充滿張力，而莎劇《暴風雨》亦成了兩個演員唯一的共通語言。
詩句的迷宮 ── 《暴風雨》的文本演繹
演出帶有明顯的實驗性，並傾向於表現純粹化的劇場美學，這種風格的演出之於澳門當下的劇場環境而言，筆者認為是需要的，特別是劇場（乃至社會）的包容性及多元性屢受質疑的時代，更需要支持、肯定不同藝術風格的演出（當然演出的製作水平亦須達標），但同時亦須指出，之於觀演經驗不豐富，尤其是對莎翁《暴風雨》文本不熟悉的觀眾，卓劇場及眾聲喧嘩的《暴風雨》作品並不是一個易於入口的演出。
記《萬大事有 UFO》的「水土不服」感
本劇的比較強烈的「水土不服」感倒不是翻譯文本引起的，而是作品裡反映的美國移民華人境況變遷，在導演的處理下沒有在本土呈現上得到共性的回饋，即本地人對於美國上世紀華人移民遭遇的感受並非那麼強烈。特別演員呈現時傳遞出來的感覺是他們都沒有深信自己就是這個角色，沒有真正代入到這個角色裡，用角色經歷的情感去說話。
（虛擬）盛世下我們會忘記甚麼？——談《給下一輪（虛擬）盛世的備忘錄2.0》
關於馬可孛羅及忽必烈的虛擬展覽，筆者認為頗具啟發性。除了「無形」的敘事空間也可以具象為可視可感的「具體」空間外，此部分亦可理解為下一世代對上一世代進行解讀的絕對權力，這體現於對解讀方式的選擇，將一段對話以策展人的視角加以重構或概括，再以自由觀展的方式予以呈現，正是一種具有當下時代色彩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