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和諧也是和諧之罪
無條件的放下/寬恕,加害者當然會感受到世界的寬容;而受害者則會感受到無比的委屈和不公。而這種感受,是 Paulina 製造這場「審判」的因,它同時令我推翻自己在劇初對 Paulina 是個廣義神經病人的想法。
無條件的放下/寬恕,加害者當然會感受到世界的寬容;而受害者則會感受到無比的委屈和不公。而這種感受,是 Paulina 製造這場「審判」的因,它同時令我推翻自己在劇初對 Paulina 是個廣義神經病人的想法。
結尾女主角準備射殺醫生的一刻立即落下投影幕將觀眾投影在舞台上,當女主角再出現時已經是與丈夫一起出席古典音樂會,觀眾猶如沉浸式劇場一般加入了這場音樂會當中。然後《死神與少女》奏起,女主角與觀眾席的醫生對視的一幕更令筆者記憶猶新,直至翻看劇本才發現最後一幕乃基於劇作家筆下的舞台指示,再加上導演利用現代技術,最終達成如此耐人尋味的畫面。
在迷離懸疑的氛圍下,故事除了探討道德爭議,其實在引導觀眾往更宏觀的思考。「委員會可以調查罪行,但沒有人會遭受法律制裁」、「你有自由想講甚麼也行,條件是你沒話想講」,全劇充斥著關於國家命運、民主和公義的辯論,可見三位角色其實是社會的縮影,僅此而已。那麼,到底世上有「最公正」的裁決嗎?裡面誰是「有罪」?這個問題,沒有答案。
我看著老婆婆那蹣跚、落寞的背影,以及可以預想到她即將發現老公公的悲劇,不禁悲從中來。老婆婆的身影沒入黑暗之中,舞台上唯獨剩下殘燈一盞。望及此光景,怎一個愁字了得。想及老婆婆的那些該在場而缺席的人,與缺席的在場人,不禁想及老婆婆說的︰「冇水會死,多水都會死」。
「沒有大鳥就不是做這個戲了。我認為這個戲講當代美學是有點文不對題的,但是這個戲就好像很受大眾的歡迎。」
「《國民家庭》我笑完之後,理解他這樣做,但裡面沒有甚麼讓我憶起,我只覺得好笑。《天上人渣》──我在想澳門有沒有人可以講到這種故事?他把香港的劇本改編成澳門的,但我會覺得澳門有沒有這類型可以很爆笑但又可以做到諷刺時弊。」
「她的標誌就是能夠跟那些人合作,那些人就會帶到我們視覺看到的東西。潛意識是他們一個可以揮灑的舞台,因為自由一點,所以我覺得她故意選一些比較抽象的劇本去表現,她很清楚自己很強的地方在哪裡,於是選比較「虛」的劇本,但其實就在展現自己很強項的視覺語言、舞台語言或意象經營,很銳意把這件事發揮出來,這是她的特性。」
這場辯論沒有勝負(也不可能有勝負),而Roberto是否無辜的曖昧,能令人的思考更不流於表面:如果他沒犯罪,會否冤枉了好人,令仇恨無限輪迴?如果他有犯罪,「私了」又是否公平?現實的法庭又是否能令有罪之人被繩之於法?最後Roberto是否真的在場也是如此,正是這種瞹眛,直接道出Paulina的心理創傷,令人思考,解決/放下/原諒後又是否如Gerardo最後所說的,「沒有人有報復意圖」、「調查的工作會治療傷痛」?
血色蔓延, Paulina把Miranda醫生按壓在桌子上,倒數完最後一秒,以一個開放式結局和一個開放性問題作結,「殺左你,我地有咩損失!?」讓觀眾從緊張的氣氛中走出來,轉入更具有思辯性的氛圍。舞台前沿的螢幕徐徐落下, 直播著現場觀眾,彷彿是把Paulina的開放問題交給了我們去思考和回答。
這個呈現更側重於在嚴肅的法理論證上,加入娛樂元素令觀眾不覺沉悶,就像控辯雙方辯證呈現的天秤一樣,劇情呈現娛樂性的重量要比議題呈現完整度要大。但對於這樣一個道德思辯的劇本,這個劇本原來想我們思考的東西,有因為演出的處理更突顯或是減弱呢?
在空淨的舞台上,舞者的身體成為了焦點,無從隱藏,考驗的是舞者的實力。只見身穿純白緊身衣的他們,在台上的舞動流暢,動作很大,用盡全身,高低起伏,彷彿在使盡渾身解數呼喊整個世界去看著自己。但這樣的大動作在偌大的舞台中只見迷茫,很能表現出對外界注視的依賴。
相比於第一次真的感覺自己入了戲,這次好像還要特地分出一點精力看誰在劇院不看戲。有劇場觀眾在匿名評論專頁討論《海王星》「叫好不叫座」,一方面感覺這樣優質的演出還沒有被人看到實在可惜,而我的觀察是進場的觀眾可能並不完全是劇場觀眾,劇場只不過是消遣的方式之一,沒想到看戲居然要兩個小時不看手機、不打哈欠——這實在是太困難。
事實上,《海王星》的調度、編排、燈光等也確實貫徹著「真實與虛幻交錯」這點。一如上次,作品沒有很線性地處理故事劇情。然而,這樣的剪輯卻不覺得凌亂,反而很渾然天成地呈現出一種狀態。攝錄機的運用既能攻克劇場表演的一些死角位(像背台那些),又能反映出話語權在角色間之間的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