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語境下的《不道德的審判》
《不道德的審判》(又名《死神與少女》、《死亡處女》) 寫於 90 年代,故事背景亦是 1990 年的智利,當時智利剛剛推翻軍政府並建立民主政府,同時成立委員會調查軍事獨裁政權時期所作出的不人道審判及罪行,女主角 Paulina 正正是當年的受害者之一,她因為參與政治抗爭而被秘密警察捉拿,期間曾被一班男子施暴,被蒙著眼的她一直不知道犯罪人是誰。然而女主角所經歷的遭遇卻被排除在委員會調查範圍以外,僅是因為她未有因此事而去世。一天,她的律師丈夫 Gerardo 帶著好心幫助他的 Miranda 醫生回家,Paulina 憑著醫生的聲音、口頭蟬,以及他的氣味和皮膚認出,他就是十五年前對她施暴的男人。於是,她決定要和丈夫一起私下審判這個罪犯。
這個時空如此遙遠的故事放在今日的澳門公演,卻讓筆者產生很大共鳴,於是吸引筆者搜索劇本的英文版本重溫,發現本劇導演並沒有將故事作大幅改編,而是忠實地呈現這個故事。必須強調的是,忠實呈現劇本並不代表毫無導演手法,恰恰相反,在觀眾入場時劇場已播放著貫穿整場戲的舒伯特《死神與少女》、以金屬支架圍繞而成猶如牢籠一樣的客廳、冷調的燈光無一不是導演出色的構思,再由佈景師及燈光師將之實現,讓觀眾早在演出前已感受到沉重的氛圍;而當正式演出時燈光、音效及背景音樂運用如行雲流水一般的流暢,絲毫沒有令人感覺突兀,更是集結導演、燈光師及音效師的功力。而在結尾女主角準備射殺醫生的一刻立即落下投影幕將觀眾投影在舞台上,當女主角再出現時已經是與丈夫一起出席古典音樂會,觀眾猶如沉浸式劇場一般加入了這場音樂會當中。然後《死神與少女》奏起,女主角與觀眾席的醫生對視的一幕更令筆者記憶猶新,直至翻看劇本才發現最後一幕乃基於劇作家筆下的舞台指示,再加上導演利用現代技術,最終達成如此耐人尋味的畫面。
湊巧地,導演對於劇本的處理與筆者隔天觀看的「香港藝術節」《茱莉小姐》截然不同 ,《茱莉小姐》的導演及編劇對原著作了大量改編,原先《茱莉小姐》這個經典劇目內核十分簡單,就是十九世紀下的千金小姐搭上家中男僕後,最終在性別及階級的牢籠中迷失自我,走向死亡之路。現在編劇將故事背景移植到戰後殖民地香港,茱莉小姐設定成來自歐亞大家族的千金小姐,家僕改為偷渡來港的中國移民,而廚娘則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並著重三人之間愛恨交纏的關係,淡化了原劇本中象徵茱莉小姐的金絲雀情況。
總體來說,這兩個演出同樣十分精彩,而本文亦無意評論上述兩種劇本處理手法何者更為優秀,因為改編與否僅是導演的選擇與取向而已,也許更為重要的是「為什麼?」
《茱莉小姐》乃劇作家史特林堡的厭女之作,劇中的某些價值觀在今日「女性主義」思潮下已可能不合時宜(儘管從今日的目光來看,茱莉小姐及其母親在一定程度上有著現代女性的思想),也許正因如此,《茱莉小姐》的導演及編劇選擇對劇本作出新解讀。通過賦予角色的新身份,代表著「殖民精英階層」、「中國移民」及「香港本土」的角色演繹原劇本中的台詞及劇情(例如茱莉小姐獻身給男僕卻不被珍惜,事後在二人衝突爆發時,男僕更對她連環輸出了一系列羞辱性極強的語言。)已有了不同的意義,並更符合今日香港的語境,使觀眾產生共鳴。
而《不道德的審判》的導演並沒有對原劇本作出太大改編,可能是劇本中所討論的民主制度與政治抗爭的犧牲、人性復仇都是一些超越地域及時代的議題,因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思考的是,為什麼導演或者是劇團會選擇在今日的澳門上演這個劇本?就筆者而言,女主角的其中一段台詞也許能為以上問題作出部分解答:「在這個國家的任何事都是妥協而成,不是嗎?他們讓我們擁有民主,但卻控制了經濟及軍事?委員會可以調查罪行,但卻沒有人會因而受罰?只要你不說你想說的一切,你就有自由說任何你想說的話?(註1)」
註1:
經筆者所刪減及翻譯,英文版本原文為: “Compromise, an agreement, a negotiation. Everything in this country is done by consensus, isn’t it. Isn’t that what this transition is all about? They let us have democracy, but they keep control of the economy and of the armed forces? The commission can investigate the crimes but nobody is punished for them? There’s freedom to say anything you want as long as you don’t say everything you want? So you can see that I’m not irresponsible or emotional or… sick, I propose that we reach an agreement. You want this man freed without bodily harm and I want—would you like to know what I w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