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歌舞昇平的時代，評論不能缺席，書寫就是力量。
澳門劇場文化學會自2013年舉辦「升評運動」，藉一系列的劇評培訓、座談會和書寫實踐，提升大衆對劇場評論的關注、提升劇場評論的水平、提升評論者的主動性。2014年，在原有的基礎上，延展評論的空間與影響，探索本土劇場書寫更深、廣的可能，首次舉行的「澳門劇場研討會」加強華語劇場界之間的相互了解與交流，鞏固澳門劇場書寫的力量。
在維也納看戲除了了解「最優質的歐陸劇場作品在討論什麼」，觀察藝術節如何組織、設置主題和話題進入日常生活也非常有趣，在這裡我能看到的不亞於專程前往亞維尼翁或愛丁堡所感受到的「全城藝術」，事實上節日化（Festivalization）已經成為城市行銷的日常。即便官方為多數提供慷慨資助，但除開劇院演出，露天節日活動不免佔用市民的公共空間；另一方面，塑造話語和參與批判後現代的權利仍侷限在菁英階層之中：那些不熟悉當地語言更不識講英語的移民、勞工階層，始終被排斥在這些議題之外。
對於觀眾來說，語言隔閡帶來的疏離感是很容易理解，但戲中刻意淡化了怪物在小說中許多令人懼怕的特質，剩下來區分他和所謂正常人的分別，就是他的國籍或者語言了。可是，這些特質不應該用作區分一個人正常與否，不是嗎？這個安排某程度上也點出本劇的命題，到底誰是製造怪物的人？是甚麼讓人與人之間區分著「我者」和「他者」？
儘管今次的作品與現實世界或許存在這種關聯，但各個符號跟意象中間的鋪排並不算十分嚴謹。故事的切入點非常實在且貼近澳門的生活，就是父母離異，而這跟更宏大的「紛爭」、「家園」與「共存」（不論是人類共存，還是與大自然共存）的概念雖然有關，但也有着一段距離。作品中，「建築」們開解 Veronica 時花費了不少唇舌去論述「父母離婚」的問題，但沒有提示去把論述緊扣至上述的層次；「父母」的寄語則幾乎隻字不提離婚，而是用玄妙的比喻讓 Veronica（或是觀眾）思考自己身處的世界。
影像在作品中具有不同功能。奇案影片拍攝和直播期間，影像捕捉的不再是一剎永恆，而是故弄玄虛的消費主義奇觀。攝錄意味著擁有作者的權力，鏡頭則成了他們的武器，因此《病歷編號》同步呈現影像和拍攝過程，暴露了觀看過程中的互動，乃至影片作為娛樂的消費過程。
如果大家有留意澳門劇場發展，早幾年流行一種劇本叫新文本（New writing）。它的形式是去除指派角色和台詞，也不標註戲的發生地點，有人把這叫「去空間」和「去角色」，但我沒有這麼悲觀，我認為這只是留下一些模糊空間，讓人和空間都處於不穩定的狀態。這也頗像過去幾年澳門劇評的狀態，這也是我訂下這題目的原因，澳門劇評也出現了新的狀態。
我們一直在官方和非官方、資助與非資助之間遊走，作為一個受資助的機構，我們在一些人眼中會被認為是某種官方的代表，我也明白有些朋友覺得自己未必需要在加入組織的狀態下書寫。我們作為組織也會被視為某種中心，並透過成為中心爭取更多資源，這固然有利有弊。現在環境也太複雜了，所以我們也在不斷遊走的狀態。
前幾天我們編輯部在討論，究竟我們的「前沿劇評」在哪裡呢？我們都在感概廣州沒有引進國外前沿的劇目，也沒有北京上海那樣的生態，也沒有本地的先鋒的舞台大作，到底哪裡可以有前沿的評論？
機構策展最終必然是支持性的，但批評可以是非支持性的，當批評被包覆在機構策展裡面，揮出去的力量就有可見的限制，因為機構很難否定自己。這種矛盾也許是造成評論者無力感的來源之一。如果批評的另一個意義是「對權力說真話」，當代社會又像韓炳哲所說：「新自由主義的權力技術採用了一種微妙的模式，它並不直接掌控個體，確切地說，它要做的是讓個體從自身出發，自己去影響自己，讓環境威力法則自發形成，同時，還會把這種法則詮釋為自由。自我優化和征服、自由和剝削都合而為一……自由和剝削合二為一的權力技術，成了一種自我剝削的形式。」所以我們愈來愈難區分什麼是被建構的慾望，什麼是真正的自由。
以十六條繩所組成的佈景令我感到驚喜，纜繩，除了因為纜繩作為符號，象徵了暴風、航行、捆綁、失去自由等意象外，我認為最關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向上爬」的救命繩索，這個「向上爬」既可以理解為從社會低層向上爬、從深淵向上爬或從困局從向上爬，不論如果解讀，「男人」的行動也是要藉演出原典《暴風雨》來達到向上爬，「男人」好幾次都是牢牢地捉緊纜繩場口除了因為要演出，更多的是反映其內心重拾自由的渴望。
非線性的敘事手法，反覆的自我對話，在卓劇場與眾聲喧嘩上一回合作的《遠方之歌》中已見端倪，這次合作把疏離感發揮得更為極致。極簡的長方形四面台空間設於文化中心黑盒劇場中心，天花整齊有序地垂下粗麻繩，舞台中心由三塊圓弧形塊狀組成，是座不完整的孤島。筆者尤其喜歡繩索的意象，除了象徵航海，有時是武器，有時是根救命草，更有把角色扣連在一起又鬆開的意味。
無條件的放下/寬恕，加害者當然會感受到世界的寬容；而受害者則會感受到無比的委屈和不公。而這種感受，是 Paulina 製造這場「審判」的因，它同時令我推翻自己在劇初對 Paulina 是個廣義神經病人的想法。
一個好的劇場演出能看的要素太多了，不過是少了語言，少了對人物關係的認知，事後想起來無法準確答上觀後感最常問的「這部戲講了什麼」，但劇評人不在乎這些。能夠在劇院裡聽到現場鋼琴有多美我就不提了，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在圓拱型的半地下室，從左側小窗的位置投下來一盞模仿監牢鐵門的光，János Kókai 貼牆站著，頭戴一頂歪歪斜斜的軍帽。
剛剛出席 3 月 17 日澳門劇場研討會的台灣劇評人吳思鋒，將為大家分享這次研討會中的思考，並從澳門青年劇評人面對的問題，回溯自身的書寫經驗，提出一些可能的發展方向，尋找一種「廣度」的劇評。最後他推薦大家閱讀韓炳哲的《精神政治學》，從更廣闊的社會發展角度，反觀劇場中「專業」、「職業」的焦慮。
結尾女主角準備射殺醫生的一刻立即落下投影幕將觀眾投影在舞台上，當女主角再出現時已經是與丈夫一起出席古典音樂會，觀眾猶如沉浸式劇場一般加入了這場音樂會當中。然後《死神與少女》奏起，女主角與觀眾席的醫生對視的一幕更令筆者記憶猶新，直至翻看劇本才發現最後一幕乃基於劇作家筆下的舞台指示，再加上導演利用現代技術，最終達成如此耐人尋味的畫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