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裝作為劇場語言的一部分:在布魯塞爾看het Theater Festival
在將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都只能揀這種無語言的表演,不依賴語言去理解在地的身體質地和概念敘述。不過這三個演出還是稍稍打破了一些過往看舞台劇對服裝的構想:可以不穿,可以不停換,可以將服裝作為隱喻,這些故事之外的要素因語言的消失而變得更顯著。
在歌舞昇平的時代,評論不能缺席,書寫就是力量。
澳門劇場文化學會自2013年舉辦「升評運動」,藉一系列的劇評培訓、座談會和書寫實踐,提升大衆對劇場評論的關注、提升劇場評論的水平、提升評論者的主動性。2014年,在原有的基礎上,延展評論的空間與影響,探索本土劇場書寫更深、廣的可能,首次舉行的「澳門劇場研討會」加強華語劇場界之間的相互了解與交流,鞏固澳門劇場書寫的力量。
在將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都只能揀這種無語言的表演,不依賴語言去理解在地的身體質地和概念敘述。不過這三個演出還是稍稍打破了一些過往看舞台劇對服裝的構想:可以不穿,可以不停換,可以將服裝作為隱喻,這些故事之外的要素因語言的消失而變得更顯著。
如果只是將進劇場作為週末消遣,應該要有多高的期待才能踏入劇場呢?如果只是因為惠民票和看一齣電影相差無幾,那劇場不就是和電影一樣的藝文活動之選了?在這之後有太多可以細想的問題,比如上大灣區是否意味著要融入當地的生態還是可以做澳門特色?比如講澳門故事要講幾分才能吸引人?
我希望能夠留下更多實體的記憶物件以證明我曾參與過:比如我買下的場刊,比如我拍下的照片——沒錯這是旅行的一部分不是劇場的一部分,沒有照片,我很難向你證明這一切如何出現在眼前。又或者,感官上的更新:輕軌座位的冰涼觸感,路過小印度街頭的食物香氣甚至是南豐紗廠裡店鋪中陳設的商品。我會記得這些感官體驗,而不僅僅是耳機裡的瞬間。
《厄勒克特拉》固然是與家族和個人相關的復仇劇,卻又不止於此。這部家庭倫理劇映照著社會的運作模式,而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版的《厄勒克特拉》則利用獨特的呈現方式,不斷製造觀眾與劇情間的間離效果,讓觀眾在遠離劇中人的位置批判性地思考劇情,並運用不同的舞台語言建立出一套類似於說書人的敘事模式。
6月份的劇場話題離不開鄭冬的劇場攝影展,這位縱橫劇場界三十多年的劇場幕後功臣,為什麼三十年來一直提起照相機,記錄劇場的無數瞬間?到底劇場攝影有什麼吸引著她?
《海王星》的角色為了不同原因而哭:丈夫吳成勇為了離開妻子而哭;兒子吳俊廷為了想起痛苦的往事而哭,女性角色反而我沒有看到她們較感性的一面。我倒是也為那些心酸的痛苦而哭,也不知道為了甚麼。
如果說2023年依然受到疫情限制未能邀請外國藝術家來澳,那麼我想在疫情已經完全沒有影響的2024年,不論是外國藝術家還是內地藝術家總有其新鮮之處,相比之下本地作品在大型藝術節慶中將仍處於較弱勢的位置。
隨著劇情展開,作品逐步開放觀眾在虛擬實境體驗的不同可能性,例如按照自己的選擇於不花刺城街道上不同角落遊走、與展覽中的作品互動,還有逗弄腳邊的貓咪……也許是由於成本所限,影像質素尚有進步空間,觀眾更沒法像真正旅行般進入開放世界,但是次《給2.0》採用VR開闢新局,整體而言仍是不俗的嘗試。
而觀眾進入劇場,其實本身已是進入了一個「虛擬實境」:在一個建構的空間中,由創作者提供各種與現實關聯,但又並非完全一致的體驗。所以在劇場中再引入VR技術,而在有限的預算費用、製作時間和場地空間上,應該需要進一步思考採用VR進行創作時,其實期望讓演出達到什麼樣的藝術效果,或者是如何服務劇情等因素。
《海》作為澳門電影所經歷的一連串際遇開創了澳門電影歷史新一頁,走了一趟從未走過的遠航,把澳門電影帶到過去從未到過的地方,反映電影發行計劃與行銷策略的重要,讓好電影獲得恰當的曝光機會。
二高表演的「低級」一方面顯示出對這類景觀的拒絕,另一方面構成對另類身體的賦權,並實踐創造著差異化的現代或後現代的主體性經驗。這一「當代」路徑似乎只有在美術館裡或展覽的語境下才能獲得創作者理想的回饋,但反作用是表演藝術不得不將自身展覽化,即影像化、靜態化,在筆者看來也屬一種無奈之舉。
這些「今年的演出」,其實絕大多數還是2022年的,因為去年資助審批結果四月第二週才公佈,又因為經歷了兩次疫情的影響,很多去年的演出都延遲到今年上半年舉行,也許「復常」還是一種進行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