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評運動

在歌舞昇平的時代,評論不能缺席,書寫就是力量。

澳門劇場文化學會自2013年舉辦「升評運動」,藉一系列的劇評培訓、座談會和書寫實踐,提升大衆對劇場評論的關注、提升劇場評論的水平、提升評論者的主動性。2014年,在原有的基礎上,延展評論的空間與影響,探索本土劇場書寫更深、廣的可能,首次舉行的「澳門劇場研討會」加強華語劇場界之間的相互了解與交流,鞏固澳門劇場書寫的力量。

虛實編織的點線面

機構策展最終必然是支持性的,但批評可以是非支持性的,當批評被包覆在機構策展裡面,揮出去的力量就有可見的限制,因為機構很難否定自己。這種矛盾也許是造成評論者無力感的來源之一。如果批評的另一個意義是「對權力說真話」,當代社會又像韓炳哲所說:「新自由主義的權力技術採用了一種微妙的模式,它並不直接掌控個體,確切地說,它要做的是讓個體從自身出發,自己去影響自己,讓環境威力法則自發形成,同時,還會把這種法則詮釋為自由。自我優化和征服、自由和剝削都合而為一……自由和剝削合二為一的權力技術,成了一種自我剝削的形式。」所以我們愈來愈難區分什麼是被建構的慾望,什麼是真正的自由。

纜繩與「他們」—— 評《暴風雨》

以十六條繩所組成的佈景令我感到驚喜,纜繩,除了因為纜繩作為符號,象徵了暴風、航行、捆綁、失去自由等意象外,我認為最關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向上爬」的救命繩索,這個「向上爬」既可以理解為從社會低層向上爬、從深淵向上爬或從困局從向上爬,不論如果解讀,「男人」的行動也是要藉演出原典《暴風雨》來達到向上爬,「男人」好幾次都是牢牢地捉緊纜繩場口除了因為要演出,更多的是反映其內心重拾自由的渴望。

變出看不清的投射,《暴風雨》的魔法還有效嗎?

非線性的敘事手法,反覆的自我對話,在卓劇場與眾聲喧嘩上一回合作的《遠方之歌》中已見端倪,這次合作把疏離感發揮得更為極致。極簡的長方形四面台空間設於文化中心黑盒劇場中心,天花整齊有序地垂下粗麻繩,舞台中心由三塊圓弧形塊狀組成,是座不完整的孤島。筆者尤其喜歡繩索的意象,除了象徵航海,有時是武器,有時是根救命草,更有把角色扣連在一起又鬆開的意味。

最和諧也是和諧之罪

無條件的放下/寬恕,加害者當然會感受到世界的寬容;而受害者則會感受到無比的委屈和不公。而這種感受,是 Paulina 製造這場「審判」的因,它同時令我推翻自己在劇初對 Paulina 是個廣義神經病人的想法。

剝去語言的劇場和城市空間 —— 看 2024 布達佩斯劇院之夜(Budapesti Színházak Éjszakája)

一個好的劇場演出能看的要素太多了,不過是少了語言,少了對人物關係的認知,事後想起來無法準確答上觀後感最常問的「這部戲講了什麼」,但劇評人不在乎這些。能夠在劇院裡聽到現場鋼琴有多美我就不提了,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在圓拱型的半地下室,從左側小窗的位置投下來一盞模仿監牢鐵門的光,János Kókai 貼牆站著,頭戴一頂歪歪斜斜的軍帽。

評地有聲 VOL 020:評論的廣度與現代的不適應

剛剛出席 3 月 17 日澳門劇場研討會的台灣劇評人吳思鋒,將為大家分享這次研討會中的思考,並從澳門青年劇評人面對的問題,回溯自身的書寫經驗,提出一些可能的發展方向,尋找一種「廣度」的劇評。最後他推薦大家閱讀韓炳哲的《精神政治學》,從更廣闊的社會發展角度,反觀劇場中「專業」、「職業」的焦慮。

在今天語境下的《不道德的審判》

結尾女主角準備射殺醫生的一刻立即落下投影幕將觀眾投影在舞台上,當女主角再出現時已經是與丈夫一起出席古典音樂會,觀眾猶如沉浸式劇場一般加入了這場音樂會當中。然後《死神與少女》奏起,女主角與觀眾席的醫生對視的一幕更令筆者記憶猶新,直至翻看劇本才發現最後一幕乃基於劇作家筆下的舞台指示,再加上導演利用現代技術,最終達成如此耐人尋味的畫面。

詩句的迷宮 ── 《暴風雨》的文本演繹

演出帶有明顯的實驗性,並傾向於表現純粹化的劇場美學,這種風格的演出之於澳門當下的劇場環境而言,筆者認為是需要的,特別是劇場(乃至社會)的包容性及多元性屢受質疑的時代,更需要支持、肯定不同藝術風格的演出(當然演出的製作水平亦須達標),但同時亦須指出,之於觀演經驗不豐富,尤其是對莎翁《暴風雨》文本不熟悉的觀眾,卓劇場及眾聲喧嘩的《暴風雨》作品並不是一個易於入口的演出。

誰是受害者?誰是加害者? —— 談《不道德的審判》

在迷離懸疑的氛圍下,故事除了探討道德爭議,其實在引導觀眾往更宏觀的思考。「委員會可以調查罪行,但沒有人會遭受法律制裁」、「你有自由想講甚麼也行,條件是你沒話想講」,全劇充斥著關於國家命運、民主和公義的辯論,可見三位角色其實是社會的縮影,僅此而已。那麼,到底世上有「最公正」的裁決嗎?裡面誰是「有罪」?這個問題,沒有答案。

當我說這個演出其實想討論什麼? 劇評人回顧2023澳門劇場(四之二)── 《國民家庭》、《天上人渣》哪個更好笑?

「《國民家庭》我笑完之後,理解他這樣做,但裡面沒有甚麼讓我憶起,我只覺得好笑。《天上人渣》──我在想澳門有沒有人可以講到這種故事?他把香港的劇本改編成澳門的,但我會覺得澳門有沒有這類型可以很爆笑但又可以做到諷刺時弊。」

《不道德的審判》:引發深思的曖昧不明

這場辯論沒有勝負(也不可能有勝負),而Roberto是否無辜的曖昧,能令人的思考更不流於表面:如果他沒犯罪,會否冤枉了好人,令仇恨無限輪迴?如果他有犯罪,「私了」又是否公平?現實的法庭又是否能令有罪之人被繩之於法?最後Roberto是否真的在場也是如此,正是這種瞹眛,直接道出Paulina的心理創傷,令人思考,解決/放下/原諒後又是否如Gerardo最後所說的,「沒有人有報復意圖」、「調查的工作會治療傷痛」?

無人知曉的個人悲歌、真相及那場《不道德的審判》

血色蔓延, Paulina把Miranda醫生按壓在桌子上,倒數完最後一秒,以一個開放式結局和一個開放性問題作結,「殺左你,我地有咩損失!?」讓觀眾從緊張的氣氛中走出來,轉入更具有思辯性的氛圍。舞台前沿的螢幕徐徐落下, 直播著現場觀眾,彷彿是把Paulina的開放問題交給了我們去思考和回答。

《這不是個大使館》:劇場裡的文化外宣,講台灣故事給誰聽?

如何在國際上定義台灣?這個東亞島嶼在歐洲、乃至全世界如何引起震盪?隨著手搖機啟動,整個舞台也隨之震動了:珍奶世家從珍珠如何遠銷海外出發,外交大使講出當年的外交困境;從事NGO的試圖從下至上打破國家之間的隔閡。無論他們作出多少努力,現實之中的台灣仍隱匿在中國的陰影之下:不存在(網購時,你有可能找不到「台灣」這個國家)、不被承認(就連奧運裡也只能叫「中華台北」)、不被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