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黃詠思

改編的困境,談演戲空間《科學/怪人》

對於觀眾來說,語言隔閡帶來的疏離感是很容易理解,但戲中刻意淡化了怪物在小說中許多令人懼怕的特質,剩下來區分他和所謂正常人的分別,就是他的國籍或者語言了。可是,這些特質不應該用作區分一個人正常與否,不是嗎?這個安排某程度上也點出本劇的命題,到底誰是製造怪物的人?是甚麼讓人與人之間區分著「我者」和「他者」?

變出看不清的投射,《暴風雨》的魔法還有效嗎?

非線性的敘事手法,反覆的自我對話,在卓劇場與眾聲喧嘩上一回合作的《遠方之歌》中已見端倪,這次合作把疏離感發揮得更為極致。極簡的長方形四面台空間設於文化中心黑盒劇場中心,天花整齊有序地垂下粗麻繩,舞台中心由三塊圓弧形塊狀組成,是座不完整的孤島。筆者尤其喜歡繩索的意象,除了象徵航海,有時是武器,有時是根救命草,更有把角色扣連在一起又鬆開的意味。

當我說這個演出其實想討論什麼? 劇評人回顧2023澳門劇場(四之四)—— 如何說澳門故事?

「我覺得《隨身誌》和《消失的身影》最大不同是,《消失的身影》餵了很多背景資訊給你,究竟幾年幾月發生過甚麼事情,做過甚麼政策,社會出現了甚麼情況。《隨身誌》是省卻了所有這些,雖然也有剪報,但也很零碎,你沒辦法知道那個大事是怎發生,或大環境是甚麼。這件事他要留給觀眾,或者他就很純粹的,就是想我們怎樣去看記憶這件事。」

誰是受害者?誰是加害者? —— 談《不道德的審判》

在迷離懸疑的氛圍下,故事除了探討道德爭議,其實在引導觀眾往更宏觀的思考。「委員會可以調查罪行,但沒有人會遭受法律制裁」、「你有自由想講甚麼也行,條件是你沒話想講」,全劇充斥著關於國家命運、民主和公義的辯論,可見三位角色其實是社會的縮影,僅此而已。那麼,到底世上有「最公正」的裁決嗎?裡面誰是「有罪」?這個問題,沒有答案。

當我說這個演出其實想討論什麼? 劇評人回顧2023澳門劇場(四之二)── 《國民家庭》、《天上人渣》哪個更好笑?

「《國民家庭》我笑完之後,理解他這樣做,但裡面沒有甚麼讓我憶起,我只覺得好笑。《天上人渣》──我在想澳門有沒有人可以講到這種故事?他把香港的劇本改編成澳門的,但我會覺得澳門有沒有這類型可以很爆笑但又可以做到諷刺時弊。」

當我說這個演出其實想討論什麼? 劇評人回顧2023澳門劇場(四之一)──張健怡作為一種現象

「她的標誌就是能夠跟那些人合作,那些人就會帶到我們視覺看到的東西。潛意識是他們一個可以揮灑的舞台,因為自由一點,所以我覺得她故意選一些比較抽象的劇本去表現,她很清楚自己很強的地方在哪裡,於是選比較「虛」的劇本,但其實就在展現自己很強項的視覺語言、舞台語言或意象經營,很銳意把這件事發揮出來,這是她的特性。」

用肢體來代替講話好嗎? ——談三個舞蹈演出中的語言

看編舞家如何詮釋文本,如何使用語言拓展舞作的深度,舞蹈與文本互相交涉,本身也像一支舞;但若然與文本、話語步調不一,又會否演變成跟自己打了一場架?上半年觀看了三個舞蹈作品《當打之年》、《我本楚狂人》與《舞 ‧ 渡 ‧ 海》,當中就有如此感受。感覺有些時候,某些作品還是少說話,多跳舞比較好。

策展失敗的舞台美學展

展覽中的拼貼式的展示手法,讓作品肢離破碎,至少筆者看完展覽並沒覺得像官方所言「走進舞台空間,感受舞台藝術的魅力」。只得說,策展人或許沒從觀眾角度思考。

回應《大堂巷七號》導演的話

如我文中所言突然變成「導賞」,一來失去其迷人之處,二來正是那種抽離,讓我覺得那些聲音失去說服力,因為假如那是「導賞」的話,當下「誰描述歷史」便變得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