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門本地上演，或澳門表演團體在境外演出的戲劇相關評論。
在維也納看戲除了了解「最優質的歐陸劇場作品在討論什麼」，觀察藝術節如何組織、設置主題和話題進入日常生活也非常有趣，在這裡我能看到的不亞於專程前往亞維尼翁或愛丁堡所感受到的「全城藝術」，事實上節日化（Festivalization）已經成為城市行銷的日常。即便官方為多數提供慷慨資助，但除開劇院演出，露天節日活動不免佔用市民的公共空間；另一方面，塑造話語和參與批判後現代的權利仍侷限在菁英階層之中：那些不熟悉當地語言更不識講英語的移民、勞工階層，始終被排斥在這些議題之外。
對於觀眾來說，語言隔閡帶來的疏離感是很容易理解，但戲中刻意淡化了怪物在小說中許多令人懼怕的特質，剩下來區分他和所謂正常人的分別，就是他的國籍或者語言了。可是，這些特質不應該用作區分一個人正常與否，不是嗎？這個安排某程度上也點出本劇的命題，到底誰是製造怪物的人？是甚麼讓人與人之間區分著「我者」和「他者」？
儘管今次的作品與現實世界或許存在這種關聯，但各個符號跟意象中間的鋪排並不算十分嚴謹。故事的切入點非常實在且貼近澳門的生活，就是父母離異，而這跟更宏大的「紛爭」、「家園」與「共存」（不論是人類共存，還是與大自然共存）的概念雖然有關，但也有着一段距離。作品中，「建築」們開解 Veronica 時花費了不少唇舌去論述「父母離婚」的問題，但沒有提示去把論述緊扣至上述的層次；「父母」的寄語則幾乎隻字不提離婚，而是用玄妙的比喻讓 Veronica（或是觀眾）思考自己身處的世界。
影像在作品中具有不同功能。奇案影片拍攝和直播期間，影像捕捉的不再是一剎永恆，而是故弄玄虛的消費主義奇觀。攝錄意味著擁有作者的權力，鏡頭則成了他們的武器，因此《病歷編號》同步呈現影像和拍攝過程，暴露了觀看過程中的互動，乃至影片作為娛樂的消費過程。
校園戲劇社內的畢業生高中畢業之後，也可能有兩方面的走向，一是他們希望往更專業更大的舞台進發，在這些舞台上實踐自己的編劇/表演/導演作品。二則是人生走向另一軌道，就算心意上都記掛校園劇社的事情，也會因為全新的生活而沒有時間及精力分配在校園劇社的運作之上。
以十六條繩所組成的佈景令我感到驚喜，纜繩，除了因為纜繩作為符號，象徵了暴風、航行、捆綁、失去自由等意象外，我認為最關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向上爬」的救命繩索，這個「向上爬」既可以理解為從社會低層向上爬、從深淵向上爬或從困局從向上爬，不論如果解讀，「男人」的行動也是要藉演出原典《暴風雨》來達到向上爬，「男人」好幾次都是牢牢地捉緊纜繩場口除了因為要演出，更多的是反映其內心重拾自由的渴望。
非線性的敘事手法，反覆的自我對話，在卓劇場與眾聲喧嘩上一回合作的《遠方之歌》中已見端倪，這次合作把疏離感發揮得更為極致。極簡的長方形四面台空間設於文化中心黑盒劇場中心，天花整齊有序地垂下粗麻繩，舞台中心由三塊圓弧形塊狀組成，是座不完整的孤島。筆者尤其喜歡繩索的意象，除了象徵航海，有時是武器，有時是根救命草，更有把角色扣連在一起又鬆開的意味。
無條件的放下/寬恕，加害者當然會感受到世界的寬容；而受害者則會感受到無比的委屈和不公。而這種感受，是 Paulina 製造這場「審判」的因，它同時令我推翻自己在劇初對 Paulina 是個廣義神經病人的想法。
一個好的劇場演出能看的要素太多了，不過是少了語言，少了對人物關係的認知，事後想起來無法準確答上觀後感最常問的「這部戲講了什麼」，但劇評人不在乎這些。能夠在劇院裡聽到現場鋼琴有多美我就不提了，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在圓拱型的半地下室，從左側小窗的位置投下來一盞模仿監牢鐵門的光，János Kókai 貼牆站著，頭戴一頂歪歪斜斜的軍帽。
「我覺得《隨身誌》和《消失的身影》最大不同是，《消失的身影》餵了很多背景資訊給你，究竟幾年幾月發生過甚麼事情，做過甚麼政策，社會出現了甚麼情況。《隨身誌》是省卻了所有這些，雖然也有剪報，但也很零碎，你沒辦法知道那個大事是怎發生，或大環境是甚麼。這件事他要留給觀眾，或者他就很純粹的，就是想我們怎樣去看記憶這件事。」
《暴風雨》兩人演出的結構在呈現上也與不少荒謬劇類似：他們每一句對白都是對話，但亦從來都不像在對話；他們想在角色中尋找自我，但角色卻不斷為自我設限。至此，演出扣連起莎士比亞文本對「自由」的思考 ——「我」總是並非完全自由，因此「我」和劇中角色兩者之間總是充滿張力，而莎劇《暴風雨》亦成了兩個演員唯一的共通語言。
結尾女主角準備射殺醫生的一刻立即落下投影幕將觀眾投影在舞台上，當女主角再出現時已經是與丈夫一起出席古典音樂會，觀眾猶如沉浸式劇場一般加入了這場音樂會當中。然後《死神與少女》奏起，女主角與觀眾席的醫生對視的一幕更令筆者記憶猶新，直至翻看劇本才發現最後一幕乃基於劇作家筆下的舞台指示，再加上導演利用現代技術，最終達成如此耐人尋味的畫面。
演出帶有明顯的實驗性，並傾向於表現純粹化的劇場美學，這種風格的演出之於澳門當下的劇場環境而言，筆者認為是需要的，特別是劇場（乃至社會）的包容性及多元性屢受質疑的時代，更需要支持、肯定不同藝術風格的演出（當然演出的製作水平亦須達標），但同時亦須指出，之於觀演經驗不豐富，尤其是對莎翁《暴風雨》文本不熟悉的觀眾，卓劇場及眾聲喧嘩的《暴風雨》作品並不是一個易於入口的演出。
在迷離懸疑的氛圍下，故事除了探討道德爭議，其實在引導觀眾往更宏觀的思考。「委員會可以調查罪行，但沒有人會遭受法律制裁」、「你有自由想講甚麼也行，條件是你沒話想講」，全劇充斥著關於國家命運、民主和公義的辯論，可見三位角色其實是社會的縮影，僅此而已。那麼，到底世上有「最公正」的裁決嗎？裡面誰是「有罪」？這個問題，沒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