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中之戲，外中之外：《暴風雨》中的荒謬和對自由的反思
欣賞四百年前寫於英國的莎劇，對身處澳門的我們而言是跨越時空的思想旅程。由卓劇場和眾聲喧嘩聯合製作的《暴風雨》採用戲中戲的實驗形式，以外層敘事對莎劇文本不斷新增不同詮釋，並反覆進行解構和重新建構，藉此探索劇場呈現如何遠離於莎劇劇本本身，也彰顯了創作團隊對於這種距離感的自覺。
「自由」是理解莎劇《暴風雨》的其中一組關鍵字。劇中普洛斯彼羅（Prospero）被放逐至荒島之上，無法返回本來所身處的米蘭。島嶼在莎士比亞的文本中是文明無法觸及的國度，孕育了魔法和野蠻等等奇思妙想，給予人遺世獨立的印象。因此對普洛斯彼羅而言，無法返回米蘭，就是失去身體的自由，而對於往事和魔法的執迷，亦為他帶來「心靈上的繫鎖」。愛麗兒（Ariel）和卡力班（Caliban）受到普洛斯彼羅法力的操控，淪為他的奴僕，亦是被剝奪了自由。這些角色的命運皆與自由相連。
以此為線索欣賞卓劇場和眾聲喧嘩的演出，則頗見當中巧思。劇場採取四面舞台的設計，繩索於幽暗的燈光中整齊地垂下，既是海上航行的意象，亦構成了多個方形的空間，令人聯想到死亡和禁閉。舞台內部三座高台形成圓形，勾勒出循環不息的圖像，而中央由鏡面構成的凹陷地帶，更宛如形成了一座讓人難以逾越的深井，讓身處其中之人不得不反覆觀照自身。
《暴風雨》演出照（卓劇場提供，攝影：林嘉碧）
《暴風雨》原著中共有十多個角色，而改編中則僅由葉嘉文和胡美寶兩位演員飾演。他們並非直接演出劇本的情節，而是以兩位《暴風雨》演員排練為外在敘事，讓他們來演出莎劇《暴風雨》；該敘事框架在劇情推進上顯然比《暴風雨》的內在故事本身更為重要。「排練」期間，他們不斷在原著和改編之間拉鋸，並因為爭奪演出角色和對白而爭論不休。然而他們每一種演出方式、增加和刪減對白，乃至加入呈現新角色（卡力班母親西考拉克斯）等，都是對莎劇的重新詮釋；莎劇文本被解構得支離破碎，遠離本來的脈絡，並逐漸衍生了和本來截然不同的意義。
幻覺主義劇場引領觀眾把不真實、不存在的事物，當成真實的存在。由此看來，在《暴風雨》這部莎士比亞謝幕之作中，島嶼可視作舞台的隱喻，而劇場所賦予觀眾的正是一個離開日常的空間，即戲劇令觀眾以虛構取代真實的「魔法」。但在卓劇場和眾聲喧嘩的演出中，簡約的舞台設計、戲中戲的結構，乃至兩位演員的演繹，都予人十足的距離感。葉嘉文在「施法」時跟胡美寶討論普洛斯彼羅是否該有魔法棒，最後甚至僅以形體表現「魔法」，近乎惹人發笑。由於島上的「魔法」在呈現上依賴觀眾的主觀想像，變得幾近缺席和失能，令人更難以代入莎劇之中，正好呼應了該版本對於「舞台魔法」的反思。
至於演員為何要開始排練？演出給誰看？為何只有兩人演出？一切疑問都懸而未決。筆者在觀賞演出時，不禁想起貝克特筆下《等待果陀》的兩名角色徒勞無功地一直等待 —— 這不也是意義不明的嗎？英國戲劇評論家馬丁．埃斯林（Martin Esslin）認為所謂的「荒謬」就是「毫無目的」（註1）。荒謬劇場往往以非線性敘事的方式挑戰幻覺主義，揭露生命毫無意義的實相。《暴風雨》兩人演出的結構在呈現上也與不少荒謬劇類似：他們每一句對白都是對話，但亦從來都不像在對話；他們想在角色中尋找自我，但角色卻不斷為自我設限。至此，演出扣連起莎士比亞文本對「自由」的思考 ——「我」總是並非完全自由，因此「我」和劇中角色兩者之間總是充滿張力，而莎劇《暴風雨》亦成了兩個演員唯一的共通語言。
在劇場上思考劇場的本質，這是當代藝術的思考模式。舞台之上，演員不斷從自我認同中委身和抽離，是該版本《暴風雨》對人生處境的詮釋和理解。莎士比亞的另一劇本《皆大歡喜》中有這樣的對白：「全世界是一個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過是演員；他們有時下台，有時上場，每個人的一生都扮演好幾個角色。」這正好成了這部演出的對照。或許人生的劇本早已寫好，但我們仍能夠不斷從角色中抽離，換位思考，從中尋找演出的意義和自由，這正是人之為人的可貴之處。
註1：Esslin, Martin (1960). “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 The Tulane Drama Review. 4 (4): 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