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目》—— 在盲與見之間,演員的真實試煉
若選擇排演經多番打磨的經典劇目,精挑細選合資格「好」學生,以華麗的服裝佈景及燈光亮相,固然容易交出「安全」的成果,也算是向上級交了功課,但這種以結果導向的成效反而容易令人「盲目」。作為本澳戲劇培訓學校,若致力培育長遠的本地戲劇人才,便應在體制夾縫中生存,不耽於安逸,適時「扮盲」但心不瞎。唯有保持開放與多元,讓學生透過實踐成長,直面自身不足,才能真正打下穩固基礎。
若選擇排演經多番打磨的經典劇目,精挑細選合資格「好」學生,以華麗的服裝佈景及燈光亮相,固然容易交出「安全」的成果,也算是向上級交了功課,但這種以結果導向的成效反而容易令人「盲目」。作為本澳戲劇培訓學校,若致力培育長遠的本地戲劇人才,便應在體制夾縫中生存,不耽於安逸,適時「扮盲」但心不瞎。唯有保持開放與多元,讓學生透過實踐成長,直面自身不足,才能真正打下穩固基礎。
演出空間的改變,令歌劇演出中的「唱與演」比重有所變化。與大劇院舞台截然不同,小劇場的觀眾與演員距離很近,演員表情、動作及聲音細節一覽無遺。十多位演員同台於狹小空間中,頗考驗演員的表現力,誰稍欠能量,觀眾的注意力便容易被其他演員牽引。單有美聲技巧並不足夠,能同時駕馭「唱」與「演」也相當重要。
卓早言:如果只是個人用舞台空間梳理自己,很想表達自己作為演員的生涯,是否未嘗不可?
Lawrence:我覺得可以,但要夠誠實,面對這個社會最誠實的感受是什麼?《24 個格維》也有這種誠實,但它沒辦法把這種痛苦變成劇烈的感受。
踱迢:從來都不是題材的問題,是怎麼去說的問題。私人的議題也可以,但能否講到最觸動的地方?
鷺兒:隨著科技的發展,這件事一定會越來越多。不論創作人如何思考這件事,還是因為要得到資助,我想起的是人類恆久以來的課題,就是和科技共存。很老套,但這不能避免。但如何更有深意地思考?這是對創作人的挑戰。
踱迢:當我們不停追逐新科技時,我們如何掌握最 low tech、最便宜,又能直接運用的東西?
戴碧筠:我覺得法庭劇場好像是觀眾一定要靠邊站,要選一個立場。你會有這感覺嗎?但看這戲時,或看其他不用做決定的戲時,就會有更多想像和思考空間。
鷺兒:但我覺得論壇劇場跟法庭劇場不一樣。論壇劇場是給一個建議,不管什麼立場都不太清晰;但法庭劇場要得到一個結論。它們相似的是有討論的過程,特別是法庭劇場是需要討論,溝通程度有所差別。
在傳統劇場創作中,導演通常會從某種真實的情感出發,尋找適合的表達形式。而《我非我非我》卻選擇了一條逆向路徑:先系統性地「製造虛假」,再從中挖掘「真實」。這一創作方法的形成,源於導演金曉霖與其搭檔、新媒體藝術家汪圓清之間關於 AI 時代「真與假」命題的持續爭辯。作為舞蹈創作者,金曉霖對身體感知與生命本真有著敏銳的直覺;而深耕視覺與新媒體領域的汪圓清,則持續關注 AI 技術的迭代速度、視覺圖像的創作邏輯及應用邊界。
《我》的主題曲 MV《無能為力》(I’m Cooked)則指向當今社會的一個現象:「躺平」。該現象自 2021 年起盛行於年輕一代,其對應的英文俚語「Goblin Mode」更當選為 2022 年牛津年度詞彙。面對高壓且競爭激烈的社會環境,「躺平」並沉溺社交媒體,或許不僅蘊含年輕人對社會的無奈與失望,也是他們消極抵抗、尋求自我解脫的一種生活方式。
我認為本作最成功之處,在於利用「刻板印象」對劇情進行濃縮同時、用情節演出重量。劇中的對白:「阿爸每個星期都同醫生報告阿媽既衣食住行,大小二便!雖然講係得八個大字,但係真係要做好多野先可以咁寫。」我當時就在想,無論觀眾能否聯想到自身經歷,劇本成功地告訴我們:那些看似簡單、常用的描述背後,其實承載著巨大的重量與付出。
這樣的落差,可視為構成劇場另一種豐富而真實的層次,成就本劇嘗試建構一種「共享敘事空間」(Shared Narrative Space)的潛能,展現出一種動態敘事的多層結構:角色處於不同生成階段,觀眾需在其中游走、解碼與拼貼 —— 當導演開放權力結構,將敘事主導部分交還予演員,劇場便不再是一條單線傳遞的機制,而成為一個去中心、以差異並置為核心的集體生成場域。觀眾亦能更自由地編織自身的敘事線索,參與建構出不再唯一、而是複數且並存的劇場語言地圖。
《蟲蟲的倉鼠》是溫柔的、療癒的,因為它告訴我們,生命裡因無知的輕率而帶來的種種遺憾,都會因當初的善意而得到理解。它同時是夢幻的:燈光和音樂很溫柔,讓表演中引起的一切傷痛都得到接納、安撫;佈景與小火車充滿質感;不同大小的偶帶來了不同的畫風;多媒體元素也令作品充滿了鏡頭感,令整體畫面不會沉悶。
演出由官方的劇院溫馨提示響起才正式揭開序幕,劃破那個猶如派對般的氛圍——儘管演後編舞強調那並非一個沉浸式演出。節奏明快的電子音樂貫穿全場,在沒有所謂主要的演區的空間內,觀眾可以任意走動,甚至佔領場邊兩個小舞台。開始時,五名舞者從四面八方登場,身上混搭的物料,如皮革與窩釘,薄紗與羊毛,已隱隱透露出矛盾(或包容)的特質。他們穿梭於人群之間,以用力踏步的方式,凝視觀眾,逐步靠近。有觀眾投入地與舞者互動,有些則站立一旁,舞者時而快速扭動,時而放慢動作,在慢鏡頭般的瞬間,有種時空被放大的感覺。
邱琪兒的作品直面性別、種族與戰爭等現代性困境。在後真相時代重演這部千禧年劇作,無疑具有警世意義——當不公與戰火仍在地球彼端蔓延,我們卻慣於將其異化為日常生活的背景雜訊,更遑論那些隱匿於新聞敘事之外的結構性暴力。這或許正是《遠方》留給當代觀眾的終極詰問:當「遠方」的暴力成為日常生活的背景雜訊,劇場能否在疏離與共情的辯證中,重構一種抵抗遺忘的可能?
是次演出卓劇場聯合眾聲喧嘩大膽地捨棄了傳統上最具力量的舞台中央,而選擇利用台側及劇場上方原為後台的部分進行表演,儘管這種空間設計不可避免地與觀眾產生了疏離感,但實際呈現的力量卻絲毫未減,張力十足,同時充分利用了黑盒劇場的特徵——尤其是上方區域天然具備的工廠感,與第二幕的製帽工廠情境完美融合。這使得劇場空間本身成為敘事的一部分,而非僅是演出的容器。
整部戲幾乎單靠對話構成,複雜的台詞不易消化,卓劇場利用多種戲劇元素補完故事。耐人尋味的是,強大的機器能辨識到各種人臉,反而我們人卻看不清楚人的真面目。整部戲一直看不清演員的樣貌,除了在帽子工廠 Joan 和 Todd 走近觀眾席俯看以外,直至最尾一幕才投影出 Joan 的側面特寫。無疑,在空間和燈光上的處理上,確實展現了團隊在宣傳上極力強調的美學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