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由官方的劇院溫馨提示響起才正式揭開序幕，劃破那個猶如派對般的氛圍——儘管演後編舞強調那並非一個沉浸式演出。節奏明快的電子音樂貫穿全場，在沒有所謂主要的演區的空間內，觀眾可以任意走動，甚至佔領場邊兩個小舞台。開始時，五名舞者從四面八方登場，身上混搭的物料，如皮革與窩釘，薄紗與羊毛，已隱隱透露出矛盾（或包容）的特質。他們穿梭於人群之間，以用力踏步的方式，凝視觀眾，逐步靠近。有觀眾投入地與舞者互動，有些則站立一旁，舞者時而快速扭動，時而放慢動作，在慢鏡頭般的瞬間，有種時空被放大的感覺。
邱琪兒的作品直面性別、種族與戰爭等現代性困境。在後真相時代重演這部千禧年劇作，無疑具有警世意義——當不公與戰火仍在地球彼端蔓延，我們卻慣於將其異化為日常生活的背景雜訊，更遑論那些隱匿於新聞敘事之外的結構性暴力。這或許正是《遠方》留給當代觀眾的終極詰問：當「遠方」的暴力成為日常生活的背景雜訊，劇場能否在疏離與共情的辯證中，重構一種抵抗遺忘的可能？
是次演出卓劇場聯合眾聲喧嘩大膽地捨棄了傳統上最具力量的舞台中央，而選擇利用台側及劇場上方原為後台的部分進行表演，儘管這種空間設計不可避免地與觀眾產生了疏離感，但實際呈現的力量卻絲毫未減，張力十足，同時充分利用了黑盒劇場的特徵——尤其是上方區域天然具備的工廠感，與第二幕的製帽工廠情境完美融合。這使得劇場空間本身成為敘事的一部分，而非僅是演出的容器。
整部戲幾乎單靠對話構成，複雜的台詞不易消化，卓劇場利用多種戲劇元素補完故事。耐人尋味的是，強大的機器能辨識到各種人臉，反而我們人卻看不清楚人的真面目。整部戲一直看不清演員的樣貌，除了在帽子工廠 Joan 和 Todd 走近觀眾席俯看以外，直至最尾一幕才投影出 Joan 的側面特寫。無疑，在空間和燈光上的處理上，確實展現了團隊在宣傳上極力強調的美學效果。
筆者的挑戰應該是失敗了。這「遠方」實在太遠，無法「接近」。「劇場性」與「觀眾接受度」的平衡是一場藝術與溝通的博弈，創作團隊在發揮其創造力，開拓觀眾嶄新感觀的體驗時，是否需要提供一些情感聯繫作為溝通橋樑？可能文本中或創作者已給了不少符號的提示或具象的情感，帶領觀眾進入那個世界，但若觀眾無法從演出中感受，或自覺被排斥在外的話，那是否變成演出的自說自話呢？
如果離開 70 年代背景不談，放到現在我覺得他改名叫 「士多」道理、「南灣」道理、甚至是「澳門」道理也可以。即使遠離澳門改變載體，把它換成遠在北歐的咖啡店一樣可以叫做「咖啡」道理。當一個載體沒有被給予意義與靈魂時就可以被隨意替代，而缺失的唯一及獨特性就是在地化嗎？
詩篇舞集於推動當代舞蹈藝術的發展和推廣的用心。藉由這個充滿活力的平台，在當代舞仍屬非主流的澳門，為舞者、編舞家及觀眾提供了難得的觀摩與交流機會，對提升本地藝術水平具有積極作用。期待這道文化風景始終美麗，保持獨特與引人入勝。
《蟲》展現了滾動在首作《藥》之後十年的從容 —— 經歷了起伏，看過不同風景，澳門首版《蟲》作為跨地域創作的起點，不刻意追求完成，分享的是階段性成果，以及不同背景團隊調校頻道的趣味。在另類劇場之路上無休止地滾動了十年，仍能夠好好享受當下，帶著期待與希望前行，是一種令人感動的能力。
劇中所穿插的、同樣困在高塔中的 Young Woman 的舞蹈片段頗具劇團先前的作品《夢迴濤聲》的味道和風格，讓觀眾從舞蹈中感受到了角色的情感波動。整個舞蹈片段毫無對白，卻透過舞者詭異卻優雅的舞姿，展現了角色的痛苦和頹喪。舞者本身充滿了力量，與角色的絕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在角色決定從高塔一躍而下的前夕，舞蹈中的鬆弛與釋放，這種僅僅透過肢體傳遞情感的力量，超越了語言的界限，是戲劇中最直接、最原始的表達方式。
作為劇中角色，這一些想像是他們生存下去的動力。不論是隨後 Isla 抱起假人的愛意起舞，還是舞者（王桂敏飾）以形體表達在這個房間的痛苦、愉悅、哀愁、沉思乃至置於虛無而絕望心情，特別是在燈光下兩位演員的影子各自被拉長、切割而形成的扭曲和支離破碎，如同他們在這裡的遭遇。演員們必須為想像注入生命，才可以呈現出來，而觀眾更要基於此，想像出角色之前的經歷和對未來的期盼。其實在反烏托邦的世界下，未來的可能性又在何處？
三組創作人根據自身的背景和生活經驗，探索了不同的主題和創作手法。其中，來自北京和具有多地創作經驗的金曉霖和汪圓清對虛擬和現實的界限進行了拷問；而澳門的本地舞者許佳琳和劉嘉虹則更加關注個人身心靈的純粹探索。無論是向外還是向內，這些創作人在創作主題上都展現了各自的偏好和獨特觀點。有趣的是，這三組創作都敢於讓不確定性在其中發酵，成為創作的一部份。
儘管今次的作品與現實世界或許存在這種關聯，但各個符號跟意象中間的鋪排並不算十分嚴謹。故事的切入點非常實在且貼近澳門的生活，就是父母離異，而這跟更宏大的「紛爭」、「家園」與「共存」（不論是人類共存，還是與大自然共存）的概念雖然有關，但也有着一段距離。作品中，「建築」們開解 Veronica 時花費了不少唇舌去論述「父母離婚」的問題，但沒有提示去把論述緊扣至上述的層次；「父母」的寄語則幾乎隻字不提離婚，而是用玄妙的比喻讓 Veronica（或是觀眾）思考自己身處的世界。
影像在作品中具有不同功能。奇案影片拍攝和直播期間，影像捕捉的不再是一剎永恆，而是故弄玄虛的消費主義奇觀。攝錄意味著擁有作者的權力，鏡頭則成了他們的武器，因此《病歷編號》同步呈現影像和拍攝過程，暴露了觀看過程中的互動，乃至影片作為娛樂的消費過程。
以十六條繩所組成的佈景令我感到驚喜，纜繩，除了因為纜繩作為符號，象徵了暴風、航行、捆綁、失去自由等意象外，我認為最關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向上爬」的救命繩索，這個「向上爬」既可以理解為從社會低層向上爬、從深淵向上爬或從困局從向上爬，不論如果解讀，「男人」的行動也是要藉演出原典《暴風雨》來達到向上爬，「男人」好幾次都是牢牢地捉緊纜繩場口除了因為要演出，更多的是反映其內心重拾自由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