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的亂舞 —— 談《槐蔭記》、環境舞蹈劇場《她說》及環境劇場《夢迴．益隆》
三個演出都呈現出明顯的創新勢態，但在技巧和技術上仍多有未能盡善之處，《槐蔭記》相對於去年的《天鴿．情》，因為回歸到主創人員熟悉的領域，而令演出整體水平上比去年進步，但在關鍵的舞台技術上並沒有太多的革新，反而在創新的主流中已見保守的徵兆；而《她說》及《夢迴．益隆》則是大膽創新，其中後者更可謂天馬行空，但在實際操作的層面上，不論是結構或是細節都似乎尚在初創階段，不免令人失望，而且兩者在新元素的應用上，都傾向堆砌而非整合。
作者 Franky
詩句的迷宮 ── 《暴風雨》的文本演繹
演出帶有明顯的實驗性，並傾向於表現純粹化的劇場美學，這種風格的演出之於澳門當下的劇場環境而言，筆者認為是需要的，特別是劇場（乃至社會）的包容性及多元性屢受質疑的時代，更需要支持、肯定不同藝術風格的演出（當然演出的製作水平亦須達標），但同時亦須指出，之於觀演經驗不豐富，尤其是對莎翁《暴風雨》文本不熟悉的觀眾，卓劇場及眾聲喧嘩的《暴風雨》作品並不是一個易於入口的演出。
舊的框架與新的敘事——談《我想行開吓⋯⋯》
和「藝術外賣」一樣，《行開吓》在處理表現形式上所施加的力度，要比處理內容的力度大得多，在《我想行開吓⋯⋯》中，創作團體顯然有深化內容以平衡兩者的取向，亦有見其成效，但總體而言敘事結構嚴謹性不足、焦點分散的情況依然存在，同時敘事維度與空間方向呈一致性的特點，也頗為有趣。
當傳統粵劇遇上現代舞台：談《天鴿．情》的藝術與技術
粵劇「程式化」的特性，使其獨特的美感很大程度上要依託於其既定的表演程式才得以展現。因此，要對粵劇的表演形式作出更改，筆者認為應當深入挖掘、掌握及保留粵劇美學的精髓，再將之與新技術作深度及有機的結合，其他為了噱頭而將各種東、西、新、舊概念「炒埋一碟」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談《衝出澳門——尋找韋羅尼加》的幾個面向
《衝出澳門——尋找韋羅尼加》主要運用戲偶、光雕及影像三種媒介，講述韋羅尼加的一眾建築物朋友，乘坐飛船尋找韋羅尼加的故事。作為一個面向親子的演出，視聽效果突出，有教育意義，敘事亦完整，同時有互動元素，從場刊到戲偶的細節都十分到位，元素眾多但仍能以故事及偶劇貫穿整個演出而不失焦，整體表現在水準以上。
（虛擬）盛世下我們會忘記甚麼？——談《給下一輪（虛擬）盛世的備忘錄2.0》
關於馬可孛羅及忽必烈的虛擬展覽，筆者認為頗具啟發性。除了「無形」的敘事空間也可以具象為可視可感的「具體」空間外，此部分亦可理解為下一世代對上一世代進行解讀的絕對權力，這體現於對解讀方式的選擇，將一段對話以策展人的視角加以重構或概括，再以自由觀展的方式予以呈現，正是一種具有當下時代色彩的模式。
誰的他者敘事？——《到燈塔去》劇本讀後（上）
作為外於澳門的他者而自以為是的對澳門指指點點，作者絕非第一人，但澳門人對於這種他者論述向來都因為冷漠而相當「包容」，但筆者認為，當下真正視澳門為家而非過客之地的新生代正漸次長成，正是改變過往慣性，讓澳門人重新取回有關自己土地的話語權的關鍵時候。
誰的他者敘事？——《到燈塔去》劇本讀後（下）
《到燈塔去》是一部由他者按自身的立場需要來論述澳門的劇本，但事實上，這種由他者對澳門指指點點，賣弄「澳門就是一個怎樣怎樣的城市」的情況，過去不但時有發生，甚至可以說是伴隨著筆者長大，因此這部劇本令筆者反思的，不光是話語權在他者與在地之間的爭持，更是澳門人過去在面對這種他者論述時習以為常的麻木。
當劇場遇上社區導賞——談藝術節三個本土作品
居民們除了以社區的歷史文化自豪外，更往往有一種急於表現的態度，彷彿自己的社區總是不夠被全體市民所重視一樣，不禁令筆者細思，這些社區藝術的劇場演出，到底是為了向觀眾傳達一些具有重要社會意義的訊息，還是為了滿足社區本身的文化自豪感？
《大堂巷七號睇樓團》：與鬼魂對話
不過是百多年前的事，但盧家的故事聽起來彷彿久遠得與數百年前葡萄牙人東來的事跡無異，當代人所熱衷的置業、工作、發展等事，無一能和那「咸豐年前」的故事扣上關係，透出孤絕的感覺。
鄉愁的困局 談《從記憶看見你》
創作者如欲真正撼動澳門人冰冷的靈魂，作品必須給出一個足夠充份的說法去折服觀眾，使其相信當前所傳達的事乃是與社會全體深刻相關，觀與演之間緊扣為一且不容置疑，否則難免會有觀眾認為，眼前所觀不過是某某在拿出他/她的個人鄉愁在喋喋不休而已。
可有劇場的啟蒙？
在澳門從事劇場工作向來不容易，年復一年的不斷堅持創作和演出，甚至到了觀眾審美疲憊的程度，但今天劇場界基本上仍是停留塘水滾塘魚的無限循環之中，甚至有時連筆者這種執筆看戲的旁觀者也感到洩氣。
《晚安，媽媽》裡的落差效果
假使歐夢秋同樣以張揚而非隱忍的方式演繹，Thelma與Jessie在舞台上互相抬托，不斷積累剛性張力，觀眾的感受雖然很可能會因感官受刺激增大而更覺「過癮」，但原作劇本的魅力及可見性，尤其是Thelma這個角色本身的悲劇性，則不免因兩位演員的大揚大放而失焦。
談《如何對付克萊爾》中的視形傳譯
傳譯員在表情上的演繹，明顯比演員來得更為鮮明張揚，使他們承擔了傳譯以外更多的演繹任務；同時，透過由傳譯員分擔演員工作的這種做法，呈現的是最終演出完成前，不同組成部份被分拆開來觀察以便重新組合的「過程」狀態，呼應了讀劇演出的性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