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是一個數字的部分

《那只是我一個人的故事》假設未來在2055年的澳門年發生戰亂，主角Anthony一家逃難離開澳門，離開澳門之時父親被害，最終一家成為了難民登船到澳洲逃避戰火，逃離澳門之後在海上又遇上海盜，嫲嫲和母親為求不受海盜凌辱服毒身亡，妹妹Cristina則女扮男裝逃過劫難。最終只剩下主角Anthony和妹妺Cristina成功逃到澳洲，兩人住在難民營裡面結識了其他人，Cristina病了沒法得到藥物，最終死在難民營；而Anthony則在難民營遭到鎮壓和驅逐之時，走在兩幫人之間被槍擊致死。故事從一家人到全家死亡的過程中，由剩下兩兄妹，從還有希望到兩人肉身皆死亡，角色也再沒需要有希望，作為故事的終結。

以上故事的簡述，劇本的結構是最終將主角帶向死亡，生命上遇上的所有問題都沒法找到出路，作故事的終結。然而，這一個人的故事要如何呈現，如何找出作為公演的公共性，讓故事與觀眾可以作交流或思考，我想編劇、導演和演員整個創作團隊花了心思，將這一個人的故事，經過創作和劇場表演的媒介，欲演變成不僅是讓觀眾去看一個人的故事而已。

劇場沒有明確設置後台，台上兩側設置道具枱和換裝區，佈景以彩色的氣球形狀，大小不一的波波扭成一團，造出一塊有不同高度的平台，台右則放置一件如曾放在香港大學的國殤之柱，作為裝飾品般存在。兩件物件外表由彩色氣球扭成，色彩繽紛，可看成派對活動的裝飾，也可看成如戰爭紀念場的雕塑品，由多個人體肢體堆疊而成的形象。演出以倒敘的方式，從Cristina的男朋友Thomas逃難到澳洲的過程作為開始，接上結局的一場戲，Cristina得知Thomas已死於走難的過程，未能抵達澳洲的難民營與她重聚；先有Cristina病死，再有Anthony和難民營其他角色向世界喊出當地人視難民為寄生蟲，只想有安居的地方也是奢侈希望等等的控訴，Anthony中槍死亡後，再回憶倒敘戲中的各個場景。這一場景的兩位主角，Anthony穿著時髦得體，Cristina則穿上婚紗，以角色心中最美的外形登場，映襯出希望幻滅的結果，以誇大想像和現實悲劇發展並行的演繹，呈現了這個演出的風格。

《那只是我一個人的故事》演出照（怪老樹劇團提供）

從開場時死去了的三人，Thomas、Cristina和Anthony，倒數回去遇上海盜的過程，嫲嫲和媽媽尚在一起走難，再回到理應為劇本第一場戲，一家人齊齊整整在澳門的家中，兄妹打罵，兩母女吵鬧，交代澳門的戰況，一家人為了逃難而爭吵。演出一步一步將想像中的難民故事，由或許與本地觀眾有很遙遠的距離，逐步拉近至本地，交代一家人的角色關係和處境。每個死去的角色都有一段獨白，講述角色自身日常的澳門人生活、當下的處境和抉擇等等。作品嘗試將故事與今日的情景靠近。在最後一場的戲中，講述一家人逃難之前，在澳門的家中遇上敵軍單人匹馬入屋搜查反對黨士兵，一家人群起滑稽地制服了這位軍人，並錯手將其殺害後，才被迫作出要逃離澳門的決定。這位遇害的軍人是一位年輕人，他的一段獨白講出其參軍的夢想，可惜一直只能派駐在新填海區未有任務，未能一展所長，跟同袍玩鬧著的大膽獨闖民居執行任務，便也是他最後一次的任務。軍人的自白，說出的並不是軍事宣傳上典型的英勇子弟兵事跡，卻是一位渴望參軍並實踐軍威的年輕人糊里糊塗地結束他生命的故事。戲份僅在最後一場出現的軍人，他所說其自身的故事，在現實中，若然我們對近代鬥爭歷史裡各階層人物的個人軼事略有所聞，對於這位軍人的故事，並不會陌生，也是相當符合人性的描述；在某些時代，生命就是如此兒戲。

演出到最後之時，演員以大事回顧式的口號，說出從2055年，倒敘回各個未來年份的大事，從構想事件如登陸星球、某國戰爭、某些劃時代發明等，回到要說2024年的大事，就是澳門特首選舉。這個最後的玩笑，一再試著將遙遠的悲劇想像，於演出在2023年的觀眾面前講著一個寓言故事。而這個寓言故事說著的，似乎不是關於未來、戰亂、苦難的寓言，更像是演出的第一場戲中，難民對掌握權力和武力人士的控訴，每個人即使不是難民，今天可掌握在手中的命運，可能瞬間就轉變成未知的前途。從宏觀大棋局的層面來看，今天在演出的人物，只是屬於組成數字的部分而已；在這個戲中，回到倒敘的最後一場戲，一家人仍有選擇權的時刻，原來已經是最珍貴。

劇本和演出要說的故事，是簡單直接的、難民所發生的事情，其悲慘程度都只限於主角一個人的故事，並沒有要著墨在討論人性、角色思路、國族情緒、社會時事或要其他思辯的議題。現時這個呈現手法，盡力將故事的想像與觀眾連結。若以我個人將這個演出作上述寓言式的解讀，作為2023年最後一個劇場作品，來警示著群眾需要珍惜仍有選擇權的時刻；另一邊廂，僅容許借用本年石頭公社演出《消失的身影》一劇中，如莫導在〈導演的話〉所說，她希望自己的創作不會成為大敘事壟斷的幫兇，並以紀錄劇場為勞動的人的故事放在舞台，她們是值得被書寫（註），作為莫導創作的態度。在這個年頭，若大敘事在這裡被定義為掌握權力和社會話語權所說話，一座城市和一個社會掌握話語權的階層，與基層人物在資產、物質或精神上等所有層面，也逐步拉開距離。在2023年的這兩個劇場作品，似乎猶如這個戲在第一場，當難民被驅逐之時，把握著仍有吶喊的機會發出聲音，所喊出的原來是基層的聲音，並為珍惜當下時刻而已。

註：引述石頭公社於2023年10月上旬演出《消失的身影》，導演莫倩婷在她為《勞動的人》所紀錄故事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