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身份與空間 ── 回看「咖哩骨」系列劇場二十年
看《咖哩骨遊記》的演出,總會聯想到澳門。這系列自 2004 年首次公演以來,屢屢帶觀眾穿梭於虛實與時空之間。作品穿插著一個澳門人對自己身份和歷史書寫的思考,又或是引領觀眾在這城市的街道上遊走,使觀眾將耳之所聞與腳下的土地連結,思考自己的目之所及。事實上,當澳門也像「矮人國」般,道路都成為了奇觀,這些故事是寓言,也彷彿是預言。
看《咖哩骨遊記》的演出,總會聯想到澳門。這系列自 2004 年首次公演以來,屢屢帶觀眾穿梭於虛實與時空之間。作品穿插著一個澳門人對自己身份和歷史書寫的思考,又或是引領觀眾在這城市的街道上遊走,使觀眾將耳之所聞與腳下的土地連結,思考自己的目之所及。事實上,當澳門也像「矮人國」般,道路都成為了奇觀,這些故事是寓言,也彷彿是預言。
在海關檢查違禁品的情節時,特別令我有感的除了是只可以帶一樣物品入境,更是那一位隱沒在白幕之後的「長官」,彷彿是對於自己的靈魂敲問︰自己生於斯長於斯,那麼自己和這種城市的關係又是如何?因此,劇情上的零碎與斑駁其實是很能折射出澳門(人)的城市狀態。
兩條敘事線表面看起來沒有交集,但是正如那個製作 muffins 過程的隱喻,無論是作為居民或旅客,你與這座城市的關係其實是兩者之間互動的結果,這座城市或許有許多地方不如所願,但你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選擇如何與之相處、形塑它,「你如何,你的城市也必如何。」
他們如何理解在澳門的生活?是否是已經逐漸退到去珠海才叫在澳門的生活,就像講回到標題裡面的「特種兵攻略」,我覺得倒是有挪用的嫌疑,因為其實在故事裡面他們描述的澳門,或者是他們描述特種兵攻略裡面的澳門,是社交媒體上扁平化的想像,而作為澳門人本身,他們其實並沒有這種特種兵吃的體驗,即便有他們對於緊迫的在這一個城市一天之內走遍盡可能多的景點,這件事沒有特別深的體會。
三個演出都呈現出明顯的創新勢態,但在技巧和技術上仍多有未能盡善之處,《槐蔭記》相對於去年的《天鴿.情》,因為回歸到主創人員熟悉的領域,而令演出整體水平上比去年進步,但在關鍵的舞台技術上並沒有太多的革新,反而在創新的主流中已見保守的徵兆;而《她說》及《夢迴.益隆》則是大膽創新,其中後者更可謂天馬行空,但在實際操作的層面上,不論是結構或是細節都似乎尚在初創階段,不免令人失望,而且兩者在新元素的應用上,都傾向堆砌而非整合。
沒有必要和二十年前的版本比較,因為是兩個角度截然不同的故事。二十年前的故事只代表了五個演員的思考,二十年後的故事也只代表了六位演員的自白。我不願意用五六個人的故事就去總結整個時代/世代在想甚麼。但今年的故事確實續寫了二十年前故事。它不是硬幣的另一面,而是拼圖的其中一塊,我也不希望這是最後一塊。
在維也納看戲除了了解「最優質的歐陸劇場作品在討論什麼」,觀察藝術節如何組織、設置主題和話題進入日常生活也非常有趣,在這裡我能看到的不亞於專程前往亞維尼翁或愛丁堡所感受到的「全城藝術」,事實上節日化(Festivalization)已經成為城市行銷的日常。即便官方為多數提供慷慨資助,但除開劇院演出,露天節日活動不免佔用市民的公共空間;另一方面,塑造話語和參與批判後現代的權利仍侷限在菁英階層之中:那些不熟悉當地語言更不識講英語的移民、勞工階層,始終被排斥在這些議題之外。
對於觀眾來說,語言隔閡帶來的疏離感是很容易理解,但戲中刻意淡化了怪物在小說中許多令人懼怕的特質,剩下來區分他和所謂正常人的分別,就是他的國籍或者語言了。可是,這些特質不應該用作區分一個人正常與否,不是嗎?這個安排某程度上也點出本劇的命題,到底誰是製造怪物的人?是甚麼讓人與人之間區分著「我者」和「他者」?
儘管今次的作品與現實世界或許存在這種關聯,但各個符號跟意象中間的鋪排並不算十分嚴謹。故事的切入點非常實在且貼近澳門的生活,就是父母離異,而這跟更宏大的「紛爭」、「家園」與「共存」(不論是人類共存,還是與大自然共存)的概念雖然有關,但也有着一段距離。作品中,「建築」們開解 Veronica 時花費了不少唇舌去論述「父母離婚」的問題,但沒有提示去把論述緊扣至上述的層次;「父母」的寄語則幾乎隻字不提離婚,而是用玄妙的比喻讓 Veronica(或是觀眾)思考自己身處的世界。
影像在作品中具有不同功能。奇案影片拍攝和直播期間,影像捕捉的不再是一剎永恆,而是故弄玄虛的消費主義奇觀。攝錄意味著擁有作者的權力,鏡頭則成了他們的武器,因此《病歷編號》同步呈現影像和拍攝過程,暴露了觀看過程中的互動,乃至影片作為娛樂的消費過程。
校園戲劇社內的畢業生高中畢業之後,也可能有兩方面的走向,一是他們希望往更專業更大的舞台進發,在這些舞台上實踐自己的編劇/表演/導演作品。二則是人生走向另一軌道,就算心意上都記掛校園劇社的事情,也會因為全新的生活而沒有時間及精力分配在校園劇社的運作之上。
以十六條繩所組成的佈景令我感到驚喜,纜繩,除了因為纜繩作為符號,象徵了暴風、航行、捆綁、失去自由等意象外,我認為最關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向上爬」的救命繩索,這個「向上爬」既可以理解為從社會低層向上爬、從深淵向上爬或從困局從向上爬,不論如果解讀,「男人」的行動也是要藉演出原典《暴風雨》來達到向上爬,「男人」好幾次都是牢牢地捉緊纜繩場口除了因為要演出,更多的是反映其內心重拾自由的渴望。
非線性的敘事手法,反覆的自我對話,在卓劇場與眾聲喧嘩上一回合作的《遠方之歌》中已見端倪,這次合作把疏離感發揮得更為極致。極簡的長方形四面台空間設於文化中心黑盒劇場中心,天花整齊有序地垂下粗麻繩,舞台中心由三塊圓弧形塊狀組成,是座不完整的孤島。筆者尤其喜歡繩索的意象,除了象徵航海,有時是武器,有時是根救命草,更有把角色扣連在一起又鬆開的意味。
無條件的放下/寬恕,加害者當然會感受到世界的寬容;而受害者則會感受到無比的委屈和不公。而這種感受,是 Paulina 製造這場「審判」的因,它同時令我推翻自己在劇初對 Paulina 是個廣義神經病人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