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上兩小時,台下三年路——談《海王星》*
《海王星》的角色為了不同原因而哭:丈夫吳成勇為了離開妻子而哭;兒子吳俊廷為了想起痛苦的往事而哭,女性角色反而我沒有看到她們較感性的一面。我倒是也為那些心酸的痛苦而哭,也不知道為了甚麼。
《海王星》的角色為了不同原因而哭:丈夫吳成勇為了離開妻子而哭;兒子吳俊廷為了想起痛苦的往事而哭,女性角色反而我沒有看到她們較感性的一面。我倒是也為那些心酸的痛苦而哭,也不知道為了甚麼。
如果真的要轉化,資深演員的技藝及後進的創新點子互相磨合及多次的失敗是肯定的,畢竟站在資深演員的立場,多唱幾段經典收獲的掌聲更多,適應現代戲劇演出且收獲批評沒有必要;對後進創作人而言,更是沒有必要因循守舊學一些「老古董」,倒不如直接從現代戲劇創作出發。
一系列的階段創作或新作發表也沒有缺席,如澳門舞者工作室較集中探索街舞動作語言轉化的街舞劇場《Project D》、詩篇舞集每年集結青年創作人發表創作的《2022澳門當代舞展及交流平台》、四維空間《獨立構造》的類似發表平台、兄弟班藝術會發表的女子單口喜劇情演出《OMG求戀期》及夢劇社的2022「原創劇作孵化計劃」讀劇演出等。
紀錄劇場近年在澳門可算是蔚為風潮,由以各種群體的生活為基礎的演出,有時藝團會直接邀請貢獻前述藍本的素人直接擔任演員,如以女性家傭為主角的《迴遊》、以紡織女工的生活故事改編的《離下班還早—車衣記》、石頭公社近年一系列以身心障礙人士為主角的《世界和我怎麼樣》、《未境作業》及《未境作業.挫敗之慾》及移工群體經歷為藍本的《勞動的人》等。這類演出的特色是由演員/素人講述或表演作為觀眾共情或思考的起點或對象。
意見可以有多個解讀的方向,表述意見的字義也是暫時的,但它們卻不是不存在的。儘管數萬年後,在某個我們已經不存在的文化中,這些文字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意思,但我們用同一語言對已發生的事件討論的節點是當下,而非某個未知的時代。
2020經此一疫,劇場至六月才部分開放。縱使演藝節目大減,有趣的還是有不少,尤其舞蹈作品,既有港澳合作、有本地培育的新舞者、也有一些異軍突起或長久研究身體的編舞,更有一些難以歸類的肢體表演。當代舞在澳門,還是饒有趣味。
本質上他們的表演作為獨立主體時仍然難以讓常人理解(這倒是反映了現實),翻譯的角色某程度上是必需的。我必需承認的是,在理解身心障礙人士的「大愛」立足點及實際上了解他們演出的內容之間,仍有一條縱使逐漸拉近卻仍舊巨大的鴻溝,更遑論了解終日重覆的生活的狀態或困境了。
有趣的是,只有一週之隔,「澳門舞蹈總會」即主辦《”過去.現在.未來” —「身體態度—專業舞蹈創作展演」》,這兩個作品又在演出之列。兩位編舞均有調整對演出的內容及節奏,兩個作品的調整都是細節上的,再發展仍需時間,只是對比同場毫無寸進的作品,兩位編舞對作品的要求顯而易見。
如果「她們」是多重人格,那「她們」與我們的關係就超越了角色與劇本的分析及評述,而直指虛擬與現實存在的對話空間。現實中,如果我們有某程度的道德覺醒,了解對與錯的界線,我們又何嘗不是在網絡存在與物質存在並存的時代,把自己的肉身安放在私人空間,對鄰埠的白色及血色七月保持旁觀,繼續活在物質世界的小確幸中,而靈魂卻在虛擬空間中活著,當一名鍵盤戰士,在網上為那些看不見的價值,奮戰荒誕思維到底?
是次演出以口述歷史作為表演元素的方法,並不囿於照本宣科的播放及宣言,而是與具有紀錄象徵的環境及演員自身的歷史及肢體表演水乳交融,轉化成別樣的、具有表演力的「演出者」,創造豐富的想像空間,超越環境與演出,成為一種有流動性的有機整體。
對鋪陳簡介甚豐的《舞.醉龍》演出,我提出了一個疑問:理解傳統文化的意義非關文化底蘊卻為象徵意義,以此為立足點的當代創作是否牢固?以此演出作為藍本,答案遠比想像中難以回答。
劇作整體視覺呈現有如萬花筒,每轉動一下就有微妙的變化。幕與幕之間,由黑衣演員執行的轉景及導演預錄的詩句,把舞台演出拆散成碎片,同時組建為一首全新的視覺詩歌。演員們在舞台上沒有名字,台詞也因為沒有收音所以難以聽清。換言之,導演在處理劇情時並沒有要讓觀眾「聽」演出,更不用費神了解他們的身世及關係。觀眾只需專注凝視著那些定格,感受分秒間的吉光片羽。
在兩地演員的背景各不相同,訓練背景也各有差異的情況下,演員執行動作及聲音的能力各有差異。由於整體演出的重點均側重演員的表現,偶發性的動作不一,忘記台詞在這個演出中尤其明顯,也更容易令觀眾從敘事中分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