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身誌 After Life》的前行與回望

「十分感謝你加入實習生的行列，每個亡者的記憶，分別以聲音、影像、圖文等媒體貯存在劇院的四個不同設施裡，你需要在12月8-13日期間，走訪這四個設施，為亡者重建記憶。」——這是我收到的第一條演出資訊。

在報名成為實習生後我的角色是「懷」，但出現的亡者梁淑梅（1949/05/11-2022/12/20）卻沒有對她的記憶特別懷念。四個設施「談」、「議」、「檔」、「映」都散佈了梁淑梅的記憶碎片。「談」是一個審判室，是她死亡後與監製（類似地府審判陰魂的鬼吏）對過往的憶述。主要圍繞著她17-18歲間的記憶，聽著四狂人音樂（披頭四）的幸福無憂無慮的時光，對談間透露著她刻意（為監製對她的評價）遺忘當時的部份記憶——關於「暴動、反抗、死人」的一段過往——這是監製在有意無意地的提示中喚起的。「議」是一個工作間，可以窺探四位亡者的工作和生活日常。梁淑梅主要是負責佈景和服裝事項，翻開她的筆記本可以看到當時她對那段沒有提及的過往的紀錄——1966-67年的暴動、1960-70澳門人開始親大陸愛回鄉、學校鼓勵吸收毛澤東思想、不要看美國電影、要看革命電影等資訊。監製與一些其他的工作人員在討論她的刻意遺忘，而我就在她的記憶中找尋線索，嘗試去拼湊她被過濾掉的那個部份。「檔」是一個檔案室，把她工作間的資訊存檔紀錄作回顧。這些紀錄已經被整理好，似乎是監製所篩選的記憶。「映」是一個放映廳，製作及播映她1966-67的回憶，由演員扮演梁淑梅的角色。影片先是拍了17歲的當下（主要是「談」的回憶），再來是老年的記憶（主要是「議」和「檔」的部份），兩個不同時空的梁淑梅在對話。

「如果你身後只可帶走生前一段記憶，你會選哪一段？」

《隨身誌 After Life》演出照（足跡提供；攝影：鄭冬）

誰在選擇記憶？

這次演出中呈現的不同角色代表著不同年代的事件，大部份的事件都發生在我出生之前，所以這些事件其實不存在我的記憶裡，我需要做調研後，才能更深入了解這些事情。我會想1949-2022年間發生的事很多，這也是一段很長的時期，為甚麼創作者會選擇這些事件。就像我們每天在看新聞，新聞台在選甚麼給大家看——是選具爭議性的？選跟觀眾之間有連結的？還是選新聞台覺得可以增加收視的事件？我們在聽別人講故事的時候，會不會思考他們基於甚麼理由去選這些事件去講？這些事件對創作者來說是歷史，也可以是記憶，但對我來說，充其量可以說是歷史，但不是記憶。所以這裡存在著認知或記憶的落差，就像亡者和監製一樣。他們在討論記憶的選擇，亡者想選擇的記憶與監製想製作的記憶也存在落差，監製覺得她在刻意遺忘，並有意地引導她再次想起。在這些對話中，到底我們站在甚麼角度去看待這段記憶。如果選擇是梁淑梅（或所有角色）的命題，要在劇院中製作一段最難忘的記憶，那選取這段記憶的應是亡者、監製、還是實習生？梁淑梅到底是故事的主體還是客體？是她在書寫故事，還是她在被書寫？當她是在被書寫時，她就沒有那個主動權。

記憶可以怎樣被延續？

當我們作為故事的主體，我們自己的故事是怎麼來的？為甚麼會停留在我們的記憶裡，不斷讓我們去翻查？「記憶」引導著我們怎麼去重組我們最關心的事，這些過去的事也在「劇院」不斷發酵、再現、浮出一些影像、聲音、事件，令我們想辦法去解讀，然後借這些事件問我們自己的潛意識是甚麼？例如在「映」老年和青年梁淑梅的對話，會讓我想起歷史的對照和重演，當時老師呼籲學生不要看會導致社會風氣敗壞的美國電影，與現在對藝文項目「不當成分」的審查似乎也如出一轍，就像整個社會氛圍回到了1966-67年的那個時期。這個演出在借歷史遺留下來的很多能量來討論歷史，這個在劇場裡面是很重要的，因為所有事件在劇場中都能以記憶的方式合理地存在。老年的梁淑梅不停地在朗讀1966-67年的報道，但鏡頭一轉原來她拿著的是白紙，她在訴說的是她的回憶，歷史可能會消失，但記憶不會。雖然在這裡面討論的不是我的個人記憶，但梳理一下這段時期澳門所發生的事情，其實也讓我有具體、更實在的認識，而不會停留在模糊的概念。

後記

在演出結束後的一天，工作人員發送了一段新影片，向實習生介紹最後一位亡者——鄭海琪。鄭海琪的記憶是圍繞着2017-22年間的事件，她經歷了天鴿停車場水災事件，但最後捱不過疫情，以及憶述這段時期澳門觀看劇場方式的轉變等。她，就像是這個城市化身，或是對這個城市的期望。2017年在鬼門關走了一趟，但似乎未見有變好的跡象，及後在2022年再次遇上災難時，就徹底消滅了。

如果1949年決定了2022年的命運，如果歷史會不停地重複，如果我們找到了參照，那麼2023年到2049年的命運，我們可以怎樣去準備？

我們有主動去掌握書寫的主動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