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足跡 Step Out 城市漫遊劇場《隨身誌 After Life 》
防暴聲明:本次內容內含大量個人解讀及顯擺知識等拋書包行徑,如若不喜,吹漲?
在觀看「演書吧III」時,編導對記憶進行了以下的闡釋:記憶並不是連續的,更像是符號一樣,有強烈的主觀追認。他的理解讓我想起了一個理論:符號互動論。符號互動論奠基人布魯默(Herbert Blumer)解釋:「人類的生活及行為能透過符號交互互動的形式進行研究。(註1)恰好的是,這次《隨身誌》是編導創造了四個象徵符號「議、談、檔、映」,隨後把互動的方式交由給觀眾自由完成。
而在劇中的內核可以分構成符號構造的方式去重新進行架構(亦即是互動)。因此在我的觀點中,需要完成三個互動才能瞭解劇中完整的故事:
記憶與歷史的交互:檔、映
在作品中,編導通過兩種方式去完善歷史的文本。第一,通過「映」以亡者自身故事的視角去訴說自己,訴說社會當時對亡者的影響。第二,通過「檔」以資料的形式讓參與者得知,通過參與者連接「記憶」來填補那一段歷史。
記憶與亡者的交互:議、談
在「談」中,我們得知了亡者如何去理解以及選擇記憶。我們也能從「議」中得知編導如何呈現亡者們對「記憶的解釋」,以及對「記憶的選擇」。
記憶與觀眾的交互:議、談、檔、映
「我」作為四段記憶的見證者,我正在作為參與者,完善這一作品。
因此我想寫出我與作品的互動,與我的「記憶」交互,完善這一個作品。
李文清可能是最符合編劇邏輯的記憶呈現方式,在「議」中亦有重複這一句話:「她可能是四位亡者中最執著的,明明記憶檔案已經糊成一段一段碎片,她還是想要證明其存在。」
在「談」中,李文清的記錄給我的感覺最是明確的。她一直在嘗試證明、尋找、明確,從各種記憶的碎片中⋯⋯儘管她會因為所有人的不認可而懷疑自己記憶是否真實存在,但她卻可以肯定地告訴自己:「就算這些已經成為了一種碎片,但我感受到是確實存在!」、「你是說,記憶可能轉變成了一種自己都沒辦法認出的樣子?」
李文清:「如果這段回憶只有自己一個人記得,那是否能當作一種記憶?」
李文清的反問是我認為貫穿整個《隨身誌》的靈魂語句,無論認可與否,都已經作為一個參與人去共同完成這一部作品。同時亦點出了,記憶是能從主觀地出發,在「談」中他亦有表達過:「當你認為記憶存在,即是存在。」
所以「映」展示出李文清的記憶時,是從否定到肯定,是從破碎到重建,亦是在祈求得到一個回應。
我認為梁淑梅的「回憶」是呈現得最有趣的。從「映」的一開始,我只看到了一個青春少女的意識形態,在通過一個又一個的「表演(或樂團或音樂片)」而變化。隨後,我覺得我受到了欺騙!因為我在「談」中,才發現「映」把梁淑梅的故事高度「理想化」或「浪漫化」。「映」是這青春少女的活力高度理想化後的產物,但他同時隱藏著一個又一個沉重的歷史事實。若以我的話語來形容,像是高濃度的烈酒加入大量的糖漿,使人難以分辦原本烈酒的風味。儘管在觀看「映」時已經有下意識地思考有關當時的背景故事,但在少女訴說著自己的叛逆、生活、思想轉變、及對父親的獨白下,一切沉重的歷史都被少女的活力所掩蓋。直到在「談」中重新了解梁淑梅的故事後才發現,原來設計的老人代表了客觀的事實進程,尤如烈酒;而少女則代表了她主觀的視角,尤如甘甜的蜜漿。我最為深刻是在「談」中所提及的一句:如何製作/呈現你最重要的記憶,一切都是你的選擇。
何少群的記憶,更符合我對戰後經濟起飛時期的刻板印象。他們可能不是直面戰爭,但深受戰後的各種影響,無論好壞。大部份人因為戰爭而得不到讀書的機會,亦因為戰爭而移居到新地方,也因為戰爭而獲得許多飛騰的機會。那是一個最容易彎腰執金,最有可能人人如龍的年代。(這是我個人認知,不喜勿插)然而這一個美好的年代實在發生得太激烈,在動盪中迎接浪潮下,人人在為尋求心安立身之地已費盡所有力氣。許多人都不知道要隨浪潮前行,更多的人停留在自己所在的一畝三分地。在我的認知中,何少群就是這樣的市民。她的記憶能清晰地劃分出三條時間界線,可能於她而言,亦只能劃分出這三條時間線:出嫁、生小孩、買電視。何少群的回憶,是「無任何特別」都可以。
何少群:「其實我每日都一模一樣,結婚之後的日常都一樣,我在媽媽的眼中是乖女、在老公的眼中是好老婆,我已經盡到所有責任。」
羅婉玲的記憶在觀看「映」時,我感到莫名其妙,編導像是以兩位回流的澳門人去象徵著澳門的回歸。劇中羅婉玲不斷提及「澳門以前更安靜,澳門原來都可以好嘈。」以及背景音樂所帶來的煙花慶祝聲、極具年代感的餐桌布置,無不提及這是回歸時的澳門。劇中,女主嫁去香港,坐在餐桌前的「友人」亦遠渡去加拿大發展,他們在回歸時期的同一天再次相遇。我一直認為「映」中的表達極度含糊不清,當時我猜測編劇是想用不同的象徵,向觀眾描寫出一個外流的人終會想緬懷/回憶;或者是澳門回歸時期的動盪不安,又或者是澳門人終究還是會回歸澳門。但我錯了,當我觀看「談」時才發現,這可能是一個愛情故事。儘管我在「映」時已對他們的關係有所猜測,但當時更傾向於猜測這是一個被逼無奈,象徵著宿命的故事。但萬萬沒想到這是一個關於自殺的故事,是一個後悔帶他人、不值得回憶,想忘記一切的故事。我記得「談」中提及:「記憶沒有對錯,只有值不值。」而「議」中亦有評論:「可能羅婉玲覺得,如果要選一段記憶,對方會選與她一樣的記憶。可能她只想這樣認為。」
編導在故事中是有刻意去強調當時的宏觀社會背景,呈現城市的「記憶」來加深城市的「鬼魂化」。為漫步城市而進行一個伏筆。(請原諒我使用伏筆這詞眼,因為歷史背景只能向人們提醒這個城市的曾經,但並沒有與他方—此地—進行更深層面的連結。)而時代巨輪背景下,城市的記憶正在消散,
莫兆忠:「我覺得這個城市可能死過幾次,都是我的想像,甚至我還沒出生的時候已經死過,有些是我目睹的,但有些我沒有目睹。」
正如黃思農所說,「此」方地境的裝置、聲音、佈局等都需要等待觀眾自主進行互動,就像形成了「他」方/「平行世界」般,像對地方進行了「鬼魂化」的方式與觀眾交互,由觀眾的想像力參與進來並完善所有故事。這是我對編導創作的「個人」理解。
演出:隨身誌 After Life
場次:2023年12月9及13日
地點:「談、議、檔、映」觀眾自行遊走
演出團體︰足跡
註1: Blumer, H.(1986).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1-p5.
註2:詳見〈為城市當一個見證人——訪《隨身誌》編導莫兆忠〉。
註3:同上。
註4:〈演書吧 III:歌要隨身聽,《隨身誌 AfterLife 》睇戲點解要隨街走?〉,連結:https://fb.watch/oVFe5G8G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