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者重聚

飛機抵達阿姆斯特丹機場時，已是近晚上八點。貌似和英國相距甚近的荷蘭，在重重交通與關卡之下，最終還是花了逾九小時才抵達朋友 E 的家。幸好夏令時間天色還未完全黑沉，晚上十時在人煙稀少的小社區裡行走，行李箱拖行的聲音尤其突兀。  

一進門見到四年沒見的她，依舊長着爽朗得體的短髮，在房子客廳溫暖柔和的燈光下，等待滿身塵僕的我。又是一位疫情後再見的朋友，在澳門認識的她，八年前前往荷蘭研讀藝術，畢業後嘗試了多種方法留下來，好不容易申請到工作簽證，還順利申請到影像作品的資助；我記得 2019 年我回澳後，和她曾經網上通話，那時我們雀躍地談起明年放映日的安排，又說著我要再次拜訪荷蘭。兩個月後，病毒在亞洲地區擴散，接着歐洲封城，放映等公眾活動也無法如期進行。 

這樣，待著待著，又過了數個寒暑，彷彿大家的身上有了更多的痕跡，但，相見時也無法細說，能看到她抱著家貓窩進沙發裡，就有一種讓人安慰的感覺。  

第二天早上，當我打開房間的窗簾，我才真正地看到社區的模樣，聽朋友說這區是以往勞動階層居住的房子，經過政府的統一規劃，所以遠看格外地整齊排列，有別於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古蹟林立的旅遊形象，這次我真正進入了居民生活的社區。我們坐上地鐵進入市中心，可以觀察到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仍然切身地存在，非白人人口往市中心的沿線逐漸減少，地鐵經過了一幢幢巨大橫向連通旳居住樓，彷似城市一個龐大的迷宮，E 告訴我，那是 Amsterdam Bijlmermeer1，是城市七十年代興建的公共房屋失敗例子，整座密閉的大樓把貧窮線下的人口困在這一區域，沒有向外流動的可能，也衍生了許多治安及衛生問題。而事實上，我這次選擇居住她家的原因，也是因為市中心高昂的住宿費讓我退步，以至儘管荷蘭是鄰近英國的國家，也不是我獨自旅行的首選，E 以一句 “Well, Amsterdam is Amsterdam. London is also London.” 來了一個有共鳴的回應，我們相視而笑。 

阿姆斯特丹街頭（圖片由作者提供）

對於我們，多種族文化的聚居大抵是自小難以接觸的環境，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我們繪畫時習慣把蜜桃色稱為「肉色」，因這與我們的膚色相近，然而，在英國時因尊重不同膚色的人種而不能有這個叫法，商店化妝品區也有更多種膚色的產品；在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的街頭，坐在咖啡店裡，周遭總會被多種語言顧客包圍，咖啡文化早已在白人的歐美世界流行至亞洲地區，然而當你追溯面前這杯咖啡的咖啡豆來源，也許會聯繫上在旁顧客上一代遙遠的家鄉。也是這樣，我們就在世代的移動中，共聚在世界的這一角落。 

E 的作品也關注到異國人在荷蘭的生存和生活狀況，大抵就是她在八年來真實的感受。她說由懼怕英文，到適應英語環境，又因求職和簽證問題，再學習荷蘭文，在如斯不同的文化環境裡，她充滿著好奇，卻也是時時處於一個焦慮的狀態；疫情打斷過她與人和城市的聯繫，解封後又迎來一個未知的面貌。我們談起，或許，這種融入又抽離的狀態，也就是一個異鄉人註定的日常；「遊」者是帶著旗子上舟的人，總是在路上，而樹立的旗子是甚麼？究竟是示人或是告己？也是每人的抉擇。 

告別 R 後，我想一人再遊市中心縱橫交錯的電車軌與運河，再以遊人的姿態走訪這些小路。此時，手機傳來遠方的照片，是劇場人鄭冬在澳門的展覽消息，雖然是如此遙距，佈滿展覽場地的劇照以及鄭冬親自解說的照片，也讓我瞬間回到和她對話的情景。那次我喝著她親手泡的咖啡，她如常地說起最愛的美食，以及在歐洲街頭遊走的經歷，我想像她穿著長裙，拿着一台相機忘我地捕捉影像，似乎和我眼前的景象，又再一次剛好地碰撞。

我覺得最地道的荷蘭手信（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