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圍中的日與夜──讀《空間──2016澳門劇場研討會文集》
去年來澳聆聽「澳門劇場文化學會」策辦的第三屆「澳門劇場研討會」,是屆以「空間」為主題,適逢「梳打埠實驗工場」邁入第三年的環境劇場策展《OFF|SITE.在場2016》第二週,觀賞之後,想,倘若《OFF|SITE.在場2015》是逐漸向外,向海(新城填海區,關閘一帶)走,觀眾行經逐漸開闊卻也無處可去的過程,2016年這一次,在沙梨頭區域的行街睇戲,則有種走在「圍」中,不斷原地旋轉的暈眩感。
不知從什麼巷轉出來的時候,引導員指著「工匠街」的路牌,要導覽的中文街名與列於下方的葡文街名寓意完全背道而馳,「Rua dos Colonos」,語意上是從殖民者的角度,說,「殖民地那裡的人」。全然相異的中葡街名,反映殖民的殘留,以致隔兩日早上,在研討會聆聽陳美玉博士簡直像個馬路偵探,從她蒐羅、拍攝的各個案例,談論澳門的〈視覺文化與城市空間:再看我城〉時,忍不住回想過去在澳門行街睇戲,究竟遺漏多少城市變異的細節。
在《劇場.閱讀》上,一篇莫兆忠與李銳俊的對談,莫兆忠曾自述他怎麼從《龍田戲班興亡錄》(2010)開始意識到「在城市裡步行是在澳門原本有的東西,但現在越來越少,空間也減少,而且很多人突然間在同一個地方步行,是很政治性的。」[1]進而在《送海︰海洋文化交流計劃》(2012)產生創作、策展上的轉折,「故意把走路的時間拉很長,有些觀眾就不耐煩,覺得沒事發生,但是他沒有想到,這個時候正好要觀看這個地方。那時覺得觀眾在一個地方慢慢走路是一個很重要的策略,反而不是表演,所以後來才慢慢變成社區導覽,但也不是所謂正常的、官方的社區導覽,是把觀眾變成表演者。」[2]
換句話說,「觀眾變成表演者」涉及的也就是一個「空間部署」的課題,既是一種部署,這裡的空間便不會只是「哪裡」的劃定,而關係到不同元素、角色之間,刻意或偶然地參與進來,以致形成各種差異主體雜處的權力場域。從這個角度切入澳門評論人喬亞〈開啟文化想像才是首要任務──從法律法規看澳門戶外公共表演空間現況〉、黃愛國〈探討表演藝術從空間介入社區的可能〉,以及羅德慧〈可見的群體,不可見的需要──殘疾人士參與藝術活動的空間〉的三篇論文,即可見,其重要性在於敞開公共性本身的討論,從街頭藝人事件碰觸城市治理、表演介入社區引發的「社區居民需要什麼」的反思,以及藝術活動如何創造對障礙者友善、平等的觀賞環境,在在反映三位發表人從空間找公共的視欲。
找空間之外,再加入黃詠瑤〈關係藝術、空間與藝術節目──澳門藝術節目的可能性〉與勞子杰的〈從社會空間到劇場空間:再閱《大世界娛樂場II》〉,便也出現了找社會的氣息,雖然後者是從黑盒劇場作品出發,可究其內容,舞台的「身體」與現實的「在地」如何互相翻譯,是為主題。前者則以「關係美學」與「景觀社會」探討藝術節的在地文化生產,在理論之外,我以為「人跟人的連結」才是此文的主旋律。
找空間也好,找社會也罷,統一來說,這幾位澳門評論人透過這場研討會要表達的,毋寧是一種「以民為主的關係創造」,這裡的「民」,因著每一個人的視點、站位不同,可以是市民、公民、人民⋯⋯既說是一種「關係」,與「什麼」相關/有關便成了最艱難的觀看、最不易的實踐,黑黑於〈從哪裡來?到何處去?──記《OFF|SITE.在場2016》〉寫道:
身處其中,作品既是從社區的空間和歷史而來,又該走向何處?在這裡發出何種聲音?尋找和喚起人們內在的連結可能就是那個除了引起觀眾興趣以外,更堅實的東西。不讓歷史交錯而過,使記憶傳承,想像得以累積,使創作過程中的探索得以延伸的東西。世界變了樣,為城市書寫變得更加重要。[3]
相比往年,邀集更多非劇場及年輕創作者參與的《OFF|SITE.在場2016》,倒讓人看見澳門創作者存在於一方面以世界遺產、文創之名,之情調,加值經濟,另一方面又怎麼樣快速壓縮、擁擠的這座海島城市,或擔憂,或不知所措,或無能為力的精神徵候;將劇場向外延展到「環境」,最後卻沒有使演出更「敞開」,尤其像許嘉敏在沙梨頭海邊街一帶的公園演出〈距離〉,蝸居於巨大的球體內,試圖與人接近、觸碰,可球體做為創作者與觀眾接觸的中介,以及她於球體內透過肢體呈現出的寂寞感,以及公園場景的選擇,反倒讓人看到一組疏離、異化、封閉意味濃厚的身體圖像,其背後反映出的城市變貌,令人怵目驚心。
曰之「研討會」,「澳門劇場研討會」歷來卻都沒有研討會行禮如儀,非要用論文搏論文不可的習氣。究其緣由,大抵與澳門有演藝學院但沒理論組、系,促使「澳門劇場文化學會」都不得不與論述、學術攪和在一起,但結合個案分享、論文發表、專題論述的場次設計,尤其是讓曉角劇社、石頭公社、戲劇農莊、足跡、小城實驗劇團及零距離合作社,就「民辦劇場空間的建立、經營與展望」共同進行分享,使場合脫離「研討」的意味,又貼地回應現狀。
另一方面,澳門劇場整體始終像是「一個社群」,從出席的講者、聽眾背景來看,每一個環節都仍有彼此相扣的可能;加上主事者的批判性格與毅力,以及,可能最重要的,面對(澳門人自己寫的)本土歷史書寫之匱缺所產生出來的書寫動力,因此研討會現場時常營造台上台下任意丟接話題惹來歡笑不說,發表的文論常常呈現的是澳門的近期與當下,更靈活,更不拘規範。這是澳門劇場研討會的民間性。
可是,對劇場人種種嚴酷的考驗的確狠狠擺在眼前,一點也沒有輕鬆的本錢,台灣亦然。澳門作家呂志鵬在一場演講,說:
社區面臨公共空間收縮。以民署為例,他們會積極趁一些「爛樓」未收回之前,在空地裡設置康體設施與藝墟(藝術交流市集),例如大街藝墟,利用空置地方發展康體設施,這都是政府和業主協商免費所得的。然而,根據民署統計,正規演出場地的數量雖然在增加,但在社區的公共空間卻逐漸萎縮。[4]
(地理)空間總是有限的,因而總是碰觸死亡的,填海造地是人們對有限視而不見、不願承認年老、死亡是生命常態的慾望反射。有空間生,便有空間死,「交換」的關鍵從來不是拿A換B,而是我們是否認知到,為什麼不是拿A換C,抑或,「不換」是不是也是一種交換?
澳門特有的「圍」,是一個內閉,少戶數的群居空間,彼此門戶緊鄰、相對,一入圍,如遁入與世隔絕的一番天地。翻閱《圍的再生——澳門歷史街區城市肌理研究》,讀到圍的命名多反映社會階層,或自家族姓氏而來,多建於葡人生活圈外,民俗儀式、公共活動皆可於圍之內完成。圍雖小,卻功能俱全,但也因城市發展、空間再造而持續減少。不知道,這是否也是一種社區、空間意義的消逝?而當社區、空間持續消逝,所謂的公共,也只能在記憶裡尋找了麼?
[1]引自〈走路與觀看的政治──再談澳門環境劇場〉,《劇場.閱讀》24期,2016年2月。對談中,莫兆忠如此描述《龍田戲班興亡錄》的街頭現場:「我第一次這樣感覺,是2010年澳門城市藝穗節,在高士德大馬路,做了在觀眾設計上不太成熟的《龍田戲班興亡錄》。因為藝穗一般宣傳都不多,那個演出完全沒有售票,就約大家來這個地點一起出發。有一場,突然來了五十幾個人,剛好那天大賽車,有一些地方封路,有警察站在路上,叫大家改路。我們幾十個人一起經過,警察也不知道我們幹嘛,然後,有些場景我們沒有講話,有一些是演員拿著錄音機放,但是聲音太小,有些人根本聽不到,但是很多人在後面跟著走,也不知道幹嘛,就跟著走,感覺上好像在進行一個儀式。那時候我感覺到,走路跟城市空間的儀式感,那種無意識的走路,你要很慢去觀看才發現得到,後來就慢慢變成「送海︰海洋文化交流計劃」(2012)」。
[2]同註1。
[3]載於《論盡媒體》,http://aamacau.com/2016/11/08/offsite-2016/
[4]參見《發掘社區創造力-社區藝術系列講座及工作坊記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5年12月。
《空間──2016澳門劇場研討會文集》相關連結:https://www.art-mate.net/?a=doc&id=44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