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圍中的日與夜──讀《空間──2016澳門劇場研討會文集》

去年來澳聆聽「澳門劇場文化學會」策辦的第三屆「澳門劇場研討會」，是屆以「空間」為主題，適逢「梳打埠實驗工場」邁入第三年的環境劇場策展《OFF｜SITE．在場2016》第二週，觀賞之後，想，倘若《OFF｜SITE．在場2015》是逐漸向外，向海（新城填海區，關閘一帶）走，觀眾行經逐漸開闊卻也無處可去的過程，2016年這一次，在沙梨頭區域的行街睇戲，則有種走在「圍」中，不斷原地旋轉的暈眩感。

不知從什麼巷轉出來的時候，引導員指著「工匠街」的路牌，要導覽的中文街名與列於下方的葡文街名寓意完全背道而馳，「Rua dos Colonos」，語意上是從殖民者的角度，說，「殖民地那裡的人」。全然相異的中葡街名，反映殖民的殘留，以致隔兩日早上，在研討會聆聽陳美玉博士簡直像個馬路偵探，從她蒐羅、拍攝的各個案例，談論澳門的〈視覺文化與城市空間：再看我城〉時，忍不住回想過去在澳門行街睇戲，究竟遺漏多少城市變異的細節。

在《劇場．閱讀》上，一篇莫兆忠與李銳俊的對談，莫兆忠曾自述他怎麼從《龍田戲班興亡錄》（2010）開始意識到「在城市裡步行是在澳門原本有的東西，但現在越來越少，空間也減少，而且很多人突然間在同一個地方步行，是很政治性的。」[1]進而在《送海︰海洋文化交流計劃》（2012）產生創作、策展上的轉折，「故意把走路的時間拉很長，有些觀眾就不耐煩，覺得沒事發生，但是他沒有想到，這個時候正好要觀看這個地方。那時覺得觀眾在一個地方慢慢走路是一個很重要的策略，反而不是表演，所以後來才慢慢變成社區導覽，但也不是所謂正常的、官方的社區導覽，是把觀眾變成表演者。」[2]

換句話說，「觀眾變成表演者」涉及的也就是一個「空間部署」的課題，既是一種部署，這裡的空間便不會只是「哪裡」的劃定，而關係到不同元素、角色之間，刻意或偶然地參與進來，以致形成各種差異主體雜處的權力場域。從這個角度切入澳門評論人喬亞〈開啟文化想像才是首要任務──從法律法規看澳門戶外公共表演空間現況〉、黃愛國〈探討表演藝術從空間介入社區的可能〉，以及羅德慧〈可見的群體，不可見的需要──殘疾人士參與藝術活動的空間〉的三篇論文，即可見，其重要性在於敞開公共性本身的討論，從街頭藝人事件碰觸城市治理、表演介入社區引發的「社區居民需要什麼」的反思，以及藝術活動如何創造對障礙者友善、平等的觀賞環境，在在反映三位發表人從空間找公共的視欲。

找空間之外，再加入黃詠瑤〈關係藝術、空間與藝術節目──澳門藝術節目的可能性〉與勞子杰的〈從社會空間到劇場空間：再閱《大世界娛樂場II》〉，便也出現了找社會的氣息，雖然後者是從黑盒劇場作品出發，可究其內容，舞台的「身體」與現實的「在地」如何互相翻譯，是為主題。前者則以「關係美學」與「景觀社會」探討藝術節的在地文化生產，在理論之外，我以為「人跟人的連結」才是此文的主旋律。

找空間也好，找社會也罷，統一來說，這幾位澳門評論人透過這場研討會要表達的，毋寧是一種「以民為主的關係創造」，這裡的「民」，因著每一個人的視點、站位不同，可以是市民、公民、人民⋯⋯既說是一種「關係」，與「什麼」相關／有關便成了最艱難的觀看、最不易的實踐，黑黑於〈從哪裡來？到何處去？──記《OFF｜SITE．在場2016》〉寫道：

身處其中，作品既是從社區的空間和歷史而來，又該走向何處？在這裡發出何種聲音？尋找和喚起人們內在的連結可能就是那個除了引起觀眾興趣以外，更堅實的東西。不讓歷史交錯而過，使記憶傳承，想像得以累積，使創作過程中的探索得以延伸的東西。世界變了樣，為城市書寫變得更加重要。[3]

相比往年，邀集更多非劇場及年輕創作者參與的《OFF｜SITE．在場2016》，倒讓人看見澳門創作者存在於一方面以世界遺產、文創之名，之情調，加值經濟，另一方面又怎麼樣快速壓縮、擁擠的這座海島城市，或擔憂，或不知所措，或無能為力的精神徵候；將劇場向外延展到「環境」，最後卻沒有使演出更「敞開」，尤其像許嘉敏在沙梨頭海邊街一帶的公園演出〈距離〉，蝸居於巨大的球體內，試圖與人接近、觸碰，可球體做為創作者與觀眾接觸的中介，以及她於球體內透過肢體呈現出的寂寞感，以及公園場景的選擇，反倒讓人看到一組疏離、異化、封閉意味濃厚的身體圖像，其背後反映出的城市變貌，令人怵目驚心。

曰之「研討會」，「澳門劇場研討會」歷來卻都沒有研討會行禮如儀，非要用論文搏論文不可的習氣。究其緣由，大抵與澳門有演藝學院但沒理論組、系，促使「澳門劇場文化學會」都不得不與論述、學術攪和在一起，但結合個案分享、論文發表、專題論述的場次設計，尤其是讓曉角劇社、石頭公社、戲劇農莊、足跡、小城實驗劇團及零距離合作社，就「民辦劇場空間的建立、經營與展望」共同進行分享，使場合脫離「研討」的意味，又貼地回應現狀。

另一方面，澳門劇場整體始終像是「一個社群」，從出席的講者、聽眾背景來看，每一個環節都仍有彼此相扣的可能；加上主事者的批判性格與毅力，以及，可能最重要的，面對（澳門人自己寫的）本土歷史書寫之匱缺所產生出來的書寫動力，因此研討會現場時常營造台上台下任意丟接話題惹來歡笑不說，發表的文論常常呈現的是澳門的近期與當下，更靈活，更不拘規範。這是澳門劇場研討會的民間性。

可是，對劇場人種種嚴酷的考驗的確狠狠擺在眼前，一點也沒有輕鬆的本錢，台灣亦然。澳門作家呂志鵬在一場演講，說：

社區面臨公共空間收縮。以民署為例，他們會積極趁一些「爛樓」未收回之前，在空地裡設置康體設施與藝墟（藝術交流市集），例如大街藝墟，利用空置地方發展康體設施，這都是政府和業主協商免費所得的。然而，根據民署統計，正規演出場地的數量雖然在增加，但在社區的公共空間卻逐漸萎縮。[4]

（地理）空間總是有限的，因而總是碰觸死亡的，填海造地是人們對有限視而不見、不願承認年老、死亡是生命常態的慾望反射。有空間生，便有空間死，「交換」的關鍵從來不是拿A換B，而是我們是否認知到，為什麼不是拿A換C，抑或，「不換」是不是也是一種交換？

澳門特有的「圍」，是一個內閉，少戶數的群居空間，彼此門戶緊鄰、相對，一入圍，如遁入與世隔絕的一番天地。翻閱《圍的再生——澳門歷史街區城市肌理研究》，讀到圍的命名多反映社會階層，或自家族姓氏而來，多建於葡人生活圈外，民俗儀式、公共活動皆可於圍之內完成。圍雖小，卻功能俱全，但也因城市發展、空間再造而持續減少。不知道，這是否也是一種社區、空間意義的消逝？而當社區、空間持續消逝，所謂的公共，也只能在記憶裡尋找了麼？

[1]引自〈走路與觀看的政治──再談澳門環境劇場〉，《劇場．閱讀》24期，2016年2月。對談中，莫兆忠如此描述《龍田戲班興亡錄》的街頭現場：「我第一次這樣感覺，是2010年澳門城市藝穗節，在高士德大馬路，做了在觀眾設計上不太成熟的《龍田戲班興亡錄》。因為藝穗一般宣傳都不多，那個演出完全沒有售票，就約大家來這個地點一起出發。有一場，突然來了五十幾個人，剛好那天大賽車，有一些地方封路，有警察站在路上，叫大家改路。我們幾十個人一起經過，警察也不知道我們幹嘛，然後，有些場景我們沒有講話，有一些是演員拿著錄音機放，但是聲音太小，有些人根本聽不到，但是很多人在後面跟著走，也不知道幹嘛，就跟著走，感覺上好像在進行一個儀式。那時候我感覺到，走路跟城市空間的儀式感，那種無意識的走路，你要很慢去觀看才發現得到，後來就慢慢變成「送海︰海洋文化交流計劃」（2012）」。
[2]同註1。
[3]載於《論盡媒體》，http://aamacau.com/2016/11/08/offsite-2016/
[4]參見《發掘社區創造力－社區藝術系列講座及工作坊記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5年12月。

《空間──2016澳門劇場研討會文集》相關連結：https://www.art-mate.net/?a=doc&id=44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