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2019「澳門城市藝穗節」──從100小時到400小時：等待由日常縫隙中萌生的穗實
第十八屆「澳門城市藝穗節」以「非．日常」為題，企圖「從劇場空間鑽進城市角落，解放創意，改變日常風景，把藝術變成每天生活的日常」。三週「藝穗節」散布發生於澳門半島的各個角落，作為一個從他方而來的評論觀看者，總計十八檔展演中我散步置身了十三檔，只可惜多數節目仍帶著劇場的盒子、自築舞台於城市中上演，以無形的框架在「日常」中設定「非日常」──因為無關限定製作（Site-Specific），也無法與之融合，難免斷裂。然而卻也因此當使藝文工作者思考，難道藝術的發生與介入即意味著打破日常嗎？
不藝術的藝術作品
於此之中，由「石頭公社藝術文化團體」（以下簡稱「石頭公社」）帶來的《100小時》便成為今年「藝穗」展演間一個有趣的對照點。創立於1996年，作為澳門具有歷史的表演團體，「石頭公社」此次並未直接進行藝術展演，而是以行為藝術的方式「住」進被暱稱為三盞燈、人來人往的嘉路米耶圓形地。《100小時》即為其進駐的總時間，自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時起，直至一月二十六日晚間七點。主要創作者莫倩婷等人在圓環廣場的一隅搭起帳篷、擺放桌椅與簡單的料理用品，真實地露宿街頭。而關於「藝術」，勉強由隨時可以進行的音樂點播、架設起與友團「零距離合作社」借來的織布機，邀請民眾一起來織布，以及立起的大紙上所載記的每日發生，可以嗅出這群露宿者不是「一般人」。而在帳篷的角落，「城市藝穗節」的官方看板也作為一種肯定的揭示，證明這是「藝術家的行動」。
《100小時》中近乎未有刻意的展演行動，在日常生活之外的活動亦僅有安排幾日晚間的「街坊電台」與「街頭演出募集」，是以若單看構成元素，實在很難說其為一個「藝術作品」；而其主要的藝術性，似乎來自這是官方的藝術節目、主創者為藝術家與藝術團體。某種意義上而言，使《100小時》被視作藝術觀看的，為其主要行動者的身分。倘若今天有一名餐風露宿的無家者在街頭邊放音樂、邊做手作代工維生，我們會覺得他是在進行某種行為藝術的藝術家嗎？所以，藝術到底是從哪裡開始的？是否是一種身分論？要多非日常才是藝術？不過難道日常就不可能是藝術了？
點滴發生，虛實生活
即使作為藝術工作者的我腦中盤旋糾葛著種種疑問，不過當置身其中便能實在感受到，《100小時》雖僅是佔據著三盞燈的一角，卻持續滲入交融居民的日常、開啟常民好奇。嚴格說來我只參與了100小時的二十分之一，而且是在行動的第三天才到場：一次前往體驗織布，又湊巧留下共同午餐、一次短暫路過，以及第五日最後撤場前的兩個小時。即使時間短暫，卻也發現當地居民的鮮活臨在：他們以「石頭公社」的活動為據點，踏出平常觀望的界線，留下來聊天、幫忙做菜、甚至就只是坐在那裡聽著音樂話家常，真的「當自己家」。於此便展現了「石頭公社」雖為外來者，卻真實進入與親近了部分社區居民。也因為他們實地落腳住了下來，因此也確立了一種可以靠近的場域、進而在短短五天內成為某種生活風景，是由非日常過渡到日常的過程。當然，來的居民想的不一定是「藝術」，可能也不覺得自己參與了什麼藝術作品，不過從觀望到駐足、再至一起交流的進程，不也是藝術希望在人與人之間搭築的？
除此之外，《100小時》一直在「發生」，以時間為框架，點滴築成、留下痕跡：織布機穿梭出具體的交流經緯，實質展現與成就參與者的投入；每日的日誌與點歌亦然，藉由筆墨將100小時的生活風景以記憶的聲音與想像的視覺描繪而下；或是臉書上的直播與縮時攝影，跨越時間以影像提醒著他們還存在、依然住在那裏。於是這成為了所有人的行動，在此時此地與彼時他處的100小時。
而似乎也因為這樣地自然而然，時間有了種延展性，延長綿密了生活的形狀。縱使最後結束時居民有所感傷，畢竟一個已為習慣之處消失、畢竟遺落了一個生命經驗的拼圖，這樣共同生活後的失落，絕對是大於一場演出的結束。《100小時》是生活的真實，卻又是生活的虛構，在日常與非日常中間切出一個暫留的居所。
《100小時》演出相片（劇照由澳門文化局提供）
全城舞台？處處觀眾？
或許以「石頭公社」在澳門表演藝術圈的資歷，《100小時》是做得簡單了，但如此的單純回返卻也擾動出在制式空間展演以外的可能，讓藝術與常民靠近。即使形式上或可以再更深入與細緻，然五天內於在地構築的交流絕對是深刻的。隨著《100小時》在依依不捨的情境下收場，一位大叔來，表明自己觀看了許久終於提起勇氣嘗試了織布──那是關於打破自己性別侷限的故事、或是阿姨們嘆到明天就不能來聽音樂點歌了、或是另個居民又來邀請，怎麼不住久一點？其實三盞燈的廣場一直都在，但缺了有意識地存在關係就又稀散了。
由此來看，空間確實一直存在，如何能再稠密關係？如果「澳門城市藝穗節」是以「全城舞台、處處觀眾、人人藝術家」為一個城市節慶想像的號召，那是否能更靠近這100小時一點呢？三個禮拜的時間可以延綿出多少可能呀！這400多個小時之中又有多少是被真正留意到、經驗到的呢？走遍澳門半島的11天中，在路上遇見「藝穗節」的宣傳很少很少，即使已在演出場地附近，也只會在場地的門口看到立牌標示。而各演出，多也是相似面孔的人在看觀演，除非在鬧區，才有比較多的「觀眾」（實為路過的遊客）。由此可見，「澳門城市藝穗節」雖作為官方節目，宣傳很是不足，也很可惜地無法結合在地蓬勃的觀光，成為旅人留意的風景。空有「舞台」，卻構築不出關係與連結。
如果策畫上能真的讓展演交融於生活，讓民眾可以在其中找到位置，不僅是買票或正襟危坐的那種位置、不是遠遠的一個探頭然後下一句「啊是在表演啊」的那種距離，可以讓所居者與路過者因其而有所生命扣連、有機地參與在其中，那該有多好。這是關於一個策展的想像、關於城市的想像，關乎「城市」空間文史、關乎「藝穗」當有的野性與生命力，如同我做為他者與旅人，經由走踏在巷弄間所遇見的澳門，那裡有著比藝穗節目裡更多的戲劇性、符號性與生命力，因為時間的沉澱、因其與生活的緊密扣合、因為其中的想望與衝突，那不是刻意營造的「藝術」，而是鮮活燦爛的日常。
是誰的日常與非日常？
或許本屆的題目不該定成「非．日常」吧，那會太抬舉了藝術的位置，卻反而忘卻了日常的可貴，失卻澳門難能可貴的歷史文化脈絡，也變相地哄抬了藝術家的權力位置──開工作坊帶孩子一起創作就能形成創意？無法在扣合回街頭精神的塗鴉還能自稱是「街頭藝術展」嗎？改變是保守於既成的習慣、沒有突破就能發生的嗎？藝術家只要帶民眾跟著作畫或是演出就是開放參與嗎？藝術可以親近、走入群眾，但親近與通俗不代表要討好、不意味可以淺薄，反而要有更多的意識與思考去醞釀，去意識到所處空間、創作格局、去在乎想要溝通的對象。
在模糊日常與非日常的界線，引入民眾參與時，創作者得要更加意識到參與不是只有和善、友善的方式，也是可以挑釁、衝突和暴力的。如果只是以「親民」或「參與」為形式卻無意識其內涵，那也不過就是假的參與，只是一種安慰劑。是「以『市民』和『參與』之名作為都市政治霸權的新詞彙」，無有「參與的想像變成想像的參與」（註1）。
那在澳門，參與的想像會是什麼？作為外地來的評論人自覺無有理由僭越回答，然而作為近乎是初訪的旅客，確實會期待著有未來那麼一天可以藉由「藝穗節」的展演遇見澳門的日常、更靠近東西方在此交織交纏的歷史文化、閱讀到更多在這塊土地的故事與選擇。但那似乎有關卻又無關城市空間，更多涉及的是居住其中的人們在這片土地上選擇的姿態，如同三盞燈的圓環，是日常的停駐點，卻也有可能有非日常的發生，進而製造兩者之間的縫隙。我想那樣的縫隙，即是未來「藝穗節」成長的可能，如果穗實能由那裡萌生出來。
註1：
黃孫權《綠色推土機》，新北市；獨立媒體，2012，頁163。轉引自郭亮廷〈邁向一種劇場地理學──九O年代台灣劇場的都市轉向〉；《空間──2016澳門劇場研討會文集》，澳門劇場文化學會，2016，頁86。
＊本文作者為第十八屆澳門城市藝穗節駐節藝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