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新自由主義下的澳門劇場與評論：觀察「IATC TW 2019年度論壇」
今年的「IATC TW 2019年度論壇」由「國際劇評人協會台灣分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Theatre Criticism, IATC）主辦，於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七日舉行，其中的座談會和論壇分別在南部（高雄和台南）和台北進行，主題為「民粹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下的評論動力」。筆者有幸受邀，以觀察員和與談員的身份，出席了台北的部分，不單在一眾前輩學者身上受益良多，還進一步討論了台港澳兩岸三地劇場的文化與生態。作為觀察員，筆者出席了所有座談和論壇，當中涵蓋了藝術家所面對的科層制度、評論的文學性及評論人的獨立性等議題，也包含了街頭抗爭與劇場演出的關係、社區藝術在縣城的地方實踐、文化空間及其治理術、以及台灣原住民的政治等以經驗出發的專題。知識範疇之廣、理論探索之深，非筆者能在本文詳述。故此，筆者只能在此撮要地分享對本次論壇的感想，反思澳門劇場的發展，然後，再指出評論在當代劇場如何重拾動力。
「IATC TW 2019年度論壇」活動照片（照片由國際劇評人協會台灣分會提供）
雖然本次年度論壇的主題涵括了民粹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這兩種意識形態，但諸位講者和與會者都主要圍繞著新自由主義來討論藝文界，似乎三地對此感受甚深，澳門也如是。當代右翼民粹主義風潮在歐美產生，主要是因為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之下，精英管治模式出現了問題。主流政黨腐敗不堪，人民遭到邪惡、腐敗的管治菁英背叛或剝削，令不少人成為了工作朝不保夕的「不穩定無產階級」（蓋伊・史坦丁語）；一群「魅力四射」的政客，一方面指控多元文化主義出了問題，另一方面以花言巧語矇騙公眾，承諾更多工作機會，以至民粹四起，讓他們有機可乘。而在澳門，藉著博彩龍頭產業，失業率每年保持在2.6%左右，人人有工開，年年有錢派，市民享有不錯的教育和醫療福利；加上澳門並非民主政府，即使有再多的社會問題，人民只是敢怒不敢言，根本無法靠他們的力量重選。所以，民粹種子似乎沒有在此萌芽。然而，明顯的是，間接引發民粹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已滲透在社會的各個領域，其中也包括了藝文界。
藝文科層制度
在王聖閎和陳韋臻與談、以「勞動」為關鍵詞的座談中，主持黃佩蔚以「金魚缸討論法」的方式，與觀眾討論了科層制度（bureaucracy）對藝文界的影響，若觀眾有意想發言，可自願坐到前方環座中，當中各人都分享了自己對藝文科層制度的看法，及其對藝文長遠發展的影響。陳引述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規則的烏托邦》，指出藝術大學如何運用科層制度和亮麗的語言，誘導公眾專注於勞動規則和社會控制，從而忘卻了藝術的本質。從歷史數據可知，在過去一百五十年裡，「科層制」這詞在英文著作中的使用頻率產生了戲劇性變化。格雷伯在書中所說：
在戰後時期前，大家對它的興趣不大；但在一九五○年代後，這詞變得無所不在；然而，在一九七三年的高峰後，大家越來越不常用「科層」這個詞，而且使用頻率持續探底。
現在我們已不再特別提及「科層」，歸根結底，是因為它已在新自由主義社會中無處不在了。不單只陳所指的情況，在澳門的藝文界又何嘗不是？
現在澳門文化局的資助制度，使澳門藝團無所適從，一方面資助金額欠缺，另一方面也欠缺了對藝術長遠發展的視野。每年九月上旬，一眾藝團紛紛埋首寫作來年的「年度資助計劃」。他們施展渾身解數，試圖爭取最多資助，尤如參與了一場生死攸關的「徵文比賽」，以精彩的文章討評審們的芳心。表面上看來，只要藝團上演有一定水準的演出，並讓公眾看見其特色（如有藝團比較擅於製作「環境劇場」、「舞蹈劇場」或是「偶物劇場」等），便不難獲得資助批給，整個制度似是評功論賞的（meritocratic）。但「自由主義的鐵則」告訴我們：
任何市場改革、任何政府打算減少文書作業並強化市場力運作的計劃，最後都會導致這樣的結果：法定規則、文書作業與政府官僚的總體增加。
在舊制中，每個資助活動／項目的資助上限只有二十五萬澳門元（約九十七萬新台幣），而且往往只批得約六、七成，即使在二○二○年的新制度下文化局將其提升至三十五萬澳門元（約一百三十五萬多新台幣），對比起香港的專業製作來說，確實還是不足。在新制度之下，藝團每年可獲批最多五個活動／項目（通常獲批四個已經不錯）。若專業藝團要靠資助維生，必須申請到五個製作，才能勉強過活。批給不足，還得另外找工作幫補。沒錯，藝團未必需要很多資金才能做出高水準的製作，藝術家的想像力、技藝和誠意等，才是最重要的；藝術不能急功近利，需要很長時間醞釀。然而，科層制度的審批似乎較著重「顯眼的」演出，而忽略了其他探索性的，諸如工作坊、讀劇、跨地交流等藝術活動，對它們的支持寥寥無幾；欠缺此類活動而只是不斷製作演出，藝術家的功力則難以提升。在澳門六百多個藝團中，有業餘和專業的、有新晉和成熟的、也有實驗和傳統的，不同種類的藝團有不同需求和運作模式，因此不應以同一準則來決定資助批給。政府不斷提出文創或藝術需要產業化，卻沒有從制度中入手，促成藝術家專業或職業化；若他們連飯碗都保不住，逼於無奈之下，惟有身兼多職，找找外快，影響藝術創作的質素。更甚的是，近年不少藝術從業員已對此圈子失望，漸漸淡出藝壇，轉向其他職業，導致人才流失。第五屆行政長官唯一候選人賀一誠早前在第二界別選委專場座談會中提出資助文化事業不應仙女散花。不知他當選後會否正視上述問題，改善資助制度呢？如何讓藝團專業化的同時，也能顧及其他藝團，是文化當局需要考量的因素。若政府有意推動藝術發展，必須有長遠的藝術思維，多角度思考，並且，還要不時多聆聽各藝團的意見和建議。
澳門自身定位為「國際旅遊休閒中心」，每年邀請多個外地藝團，並聯同本地單位，推出各種藝術節慶，如澳門藝術節、澳門藝穗節、澳門國際音樂節和澳門國際幻彩大巡遊等；今年文化局和旅遊局更合辦「藝文薈澳」，和多間博彩企業合作，展出多個藝術展覽；此外，還包括多項表演節目和國際青年藝術節慶，可謂節慶圍城，如官方所說：「使澳門瀰漫讓人心動的創意之美，帶來難以忘懷的美好藝術體驗」。在新自由主義之下，科層效率和市場理性終究合而為一，難分彼此，使我們更難察覺箇中堂奧。正如格雷伯在《規》中指出：「對理性效率的討論，變成迴避這種效率到底是為了什麼的討論；也就是說完全非理性的目標，成為人類行為的終極目標。」藝團忙著想方設法在科層制度中存活，而這種行為已成為常態；重視數量而非質量，容易叫人忘卻藝術的本質為何。要作出改變，並非易事。首先，要察覺到金融化、暴力、科技及公私部門融合的趨勢，洞悉科層制度背後的目的。其次，藝團和藝術家也需具備藝術想像，守住應有原則，為長遠的藝術發展作跨年度計劃，畢竟，藝術的本質正是對此趨勢的抗抵。其三，藝團和藝術家可結合公眾力量，與政府對話，爭取適當的文化政策。
文化空間與治理
由郭亮廷主持、王志弘和莫兆忠與談的、以「文化空間與文化治理」為題的座談中，大家一起討論了藝術及其與都市治理體制關係的問題。莫在伊始便為澳門的空間政治點題，指出現在澳門已成了「過度／過早『文物化』的時代」；後以「愛都酒店計劃」為例，說明文化部門以「文化」為名，扼殺了舊建築的歷史價值。由二○一五年「愛都諮詢」開始，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亟盼把愛都酒店和新花園泳池清拆，只保留原愛都酒店立面元素，建設「塔石青少年文康活動中心」，其中引起社會熱議。這項需花費大量公帑的大工程不單有違保育原意，其實用性也不免啟人疑竇。愛都酒店身處地段，周邊已有部份文化設施供市民使用，但資源短缺而人口稠密的北區為何不作建設區域的考慮之列？再看近年政府計劃在舊法院大樓上興建新中央圖書館，以「保育」和「活化」作為綽頭，把舊建築翻新，或多或少會破壞其歷史面貌；該區本來交通堵塞、人來人往，每天有大量遊客流連，交通不便，為何他要一意孤行呢？以上兩項空間政治的計劃缺乏周全的考量，忽視市民需求，難道不會淪為專為遊客服務、促進旅遊經濟的文化政績工程？王在座談中提及，藝術和自然的「原真性」（authenticity）成為了不同賭局的「籌碼」。誠然，文化經濟已經成為文化治理的對象，而歷史建築和文化遺產，變成了空間政治的矛盾或衝突處。在過度觀光旅遊的趨勢下，空間被戴上看似是「文化」但實質是經濟成長的假面，只要重拾其作為「原真性」的「籌碼」，方能重新想像文化、記憶和歷史當屬何人的問題。
另一方面，現時澳門長期欠缺表演空間，「澳門當代藝術中心．海事工房2號」是近年開放的演出場所，也供臨時借助場地。然而在舊法院黑盒劇場將要關閉的情況下，演出場所仍是僧多粥少。計劃在新中央圖書館內興建的綜合展演區能否符合各界的演出標準？新城填海區又會否建設更多演出場所？空間資源如何合理地分配？那就要看政府是否有長遠的藝術政策了。
評論動力
在最後那場觀察論壇的問答環節中，有觀眾提出藝術評論的必要性，說道：「其實藝術家創作就好了啊，幹嘛要評論？」筆者對這個問題並不感到驚訝，相反，這或許是公眾普遍對藝術界的認知。踏入後真相年代，公眾在社交網絡的言論趨於個人情感，人人都能以虛假姓名暢所欲言，人人都能成為評論家。誠然，大眾批評確實打開了更多討論空間，使評論這個活動更民主。但事實上，自戀式的觀後感言形成了單向傳播和回聲谷，這樣是不是一種良好的溝通方式？客觀理性和事實真相有否被重視？受新自由主義影響，文化霸權壟斷，通俗娛樂成了大眾對藝術的認知；電視通俗劇、賣座大片，餵養了公眾的觀賞習慣，久而久之，社會的藝術教育失效，嚴肅的藝術被認為只適合菁英階層孤芳自賞。作為藝評人，應何以重拾藝術的評論動力呢？
既然菁英階層已聲名狼藉，知識分子何不轉向活用流行的傳播途徑，介入大眾的公共場域？「澳門劇場文化學會」和「澳門城市藝穗節」近年合作舉辦「及時短評」活動，邀請駐節劇評人看完演出後在短時間內書寫一篇短評，並發上社交平台；而「評地」與「澳門藝術節」在二○一六和二○一七年也曾舉辦「評易近人」，鼓勵網民比賽書寫評論。在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推出「演後評」，拍攝藝評人在觀看演出後評論的片段，以YouTube和Facebook傳播。不論是短評還是拍片的形式，藝評人想方設法讓評論更「易入口」，目的最終還是深入淺出地引導公眾追求深度觀賞。
那麼，深度評論能否打破理性的固有法則，產生一種創作性，或謂「文學性」的書寫方式呢？英國文學批評家伊格頓（Terry Eagleton）在《理論之後》一書指出，受後現代風潮影響，在九○年代末，文化理論開始衰落，故此提出復興文化理論忽略的人性美學。他所指的，是讓評論回歸美學，打開詮釋的可能性。在「文學性」主題的座談會中，周伶芝提到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寓言式書寫，探索廢壗中重生的可能性，以及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認為需要打破語言的邏輯，重新挑戰規則。而同場的鄧正健也不約而同地認為上述這些理論大家是評論家的典範。由此可見，評論的書寫方式，應糅合理性與感性、知性與個性、客觀性和主觀性，而且，也要面對大眾而非只躲在象牙塔中鑽研學問。或許，只有重新回溯評論的樣貌，回到大眾當中，方能重啟其強大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