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空間與光影設計之平衡──記《百步餘音》弦聲光影音樂會
身處在百步廊的傳統特色之間,如何能夠將建築、音樂與光影設計三者之間發揮其特點之餘,又能取得美感、概念和空間上的平衡,確實是一道難題。從場刊上得知「澳門弦樂協會」以中學生成員居多,是次演出更像是一次短暫的曲目合集演出,有西方經典、中國民族以及原創歌曲,以單獨曲目來說,整體流暢度和完成度已算不錯。
身處在百步廊的傳統特色之間,如何能夠將建築、音樂與光影設計三者之間發揮其特點之餘,又能取得美感、概念和空間上的平衡,確實是一道難題。從場刊上得知「澳門弦樂協會」以中學生成員居多,是次演出更像是一次短暫的曲目合集演出,有西方經典、中國民族以及原創歌曲,以單獨曲目來說,整體流暢度和完成度已算不錯。
類似的現場藝術/接近民居的行為藝術,都會遇到在地觀眾參與度的問題,什麼才是居民真正的參與?在現場的居民大致反應演出難以解讀,而大多是以奇觀心態拿出手機拍照後便迅速離去,另外,攜帶攝影器材的工作人員比演出者數量還要多,導致了觀眾無法不去注意他們的拍攝活動,在狹小空間裡甚至成為了演出整體的一部分。
演出中帶來驚喜的是紙蜻蜓, 在蜻蜓放下的一刻,猶如回到兒時相對簡樸的環境,但同時亦令從未玩過紙蜻蜓的我不禁在想,在這次演出中,我們在重溫誰的年代?重溫的意義對觀眾來說是什麼?
表演中的眾多元素,都在營造一種虛幻迷離的氛圍、記憶假象和夢的再現,例如獨特間隔的場景設計、四道意想不到的機關門等等,都讓人在短短十分鐘內有層出不窮的體驗。有讓人聯想起虛幻、稍縱即逝的時刻,同時也有真實、能帶回真正世界的元素,比如勾起氣味記憶的香水和白色粉末,讓人無法辨識那是真實還是虛幻,從而產生夾雜在真實與虛幻中間的間隔感,就像場景設計的間隔一樣。
將製作過程和最終成品(屏幕上的投影)一併呈現給觀眾,是將動畫影片的製作過程解構,再以表演藝術的形式呈現出來。看似不經意的動作,其實是一種經過無數次排練而成的結果,這包括表演者運用物件的動作,配合戲中的口技聲音和現場的背景音樂和燈光。一併呈現的方式是對成品呈現的投影相輔相成?還是過於分散觀眾的注意力?類似形式的問題是,當解構與重組的表演形式固定化後,它的去向與表演空間應該如何持續發展?
「石頭公社」的《遷移者之歌》以形體和集體創作、編舞和歌唱的形式,探討移民的歷史進化、遷移者身份問題和遷移群組之間的關係、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權力關係。演出章節分為五個章節,分別是「分裂、進化」、「歷史:沒有終結的遷徙」、「奴役」、「每個人都是遷移者,在孤島上」和「失語」,內容從導演莫倩婷的個人家族遷徙史作出發點,將菲律賓詩人Marjorie Evasco的詩《摺紙》改編成戲中的重要旋律《遷移者之歌》一歌,以文字寄託著思念和距離之愁的同時,似乎也在詢問什麼是家?家在哪裡?
首先,走進門口,我不是走到遺跡,我覺得我是正在進入一個很有歷史意義的、遠東聖保祿學院中。我們走進去,走進門口,裡面有個教堂,坐定,那是望彌撒的地方,在遺跡的建築上,觀眾席和表演區,明顯地,觀眾席是高了半級的。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到。那半級,其實是祭壇的地方,是以前,教堂上去彌撒祭壇的地方,而他們就在那裡表演了。
我在思考,一齣「食飯」的《流動廚房》給我的感覺,就是它真的純粹把一個廚房搬入「牛房」做,而且格調是比較高級。它純粹食飯,然後和(算是)演出者,即煮飯的人交流;《巴勒斯坦大飯店》比較像一個真的、故事性的、有劇情、講自身故事的演出。兩個的分別,一個是表演者與非表演者,他們兩個之間的關係,如果放在一個正式的劇場表演裡,分別是甚麼?
其實演出只開始十分鐘,我已覺得非常震撼,最震撼在於,它一開始就要求觀眾矇眼,然後就有一些非常親密的身體接觸。我以前在香港,做過兩年的劇場行政,如果在行政的角度思考,在香港要進行這件事,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首先,因為它在一個非正式的演出場地,另外就是要觀眾矇上眼睛,因為要矇眼,就代表觀眾並不知道那是一個怎樣的場景。再加上這是一個如此親密的身體接觸,在「會不會有性騷擾」這個爭議。
自「城市藝穗節」舉辦以來,大家也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演出。有些人會說:「看演出,是觀眾與表演者之間的關係。」觀眾好像是比較獨立、個人、孤獨地欣賞表演,所以我們特地舉辦了今次的「藝評擂台」,讓大家看完表演後,有一個聚會,可以互相交流,觸發更多不同的思考和想像。
「城市藝穗節」的核心特點之一是非常規演出場地的運用。澳門劇評人莫兆忠於《慢走,澳門:環境劇場二十年》一書中指出,澳門的「環境劇場」可分為三大類——「文物建築」、「公共空間」及「閒置空間」。[2]筆者於今屆藝穗節觀演的場地多數為「文物建築」和「公共空間」,而此文章將以不同空間類型分段,來敍述不同劇團於空間的運用與觀賞經驗。
有趣的是,在婆婆說電視上唱粵曲的花旦小生都已過世,幽默地表示不願聽到同齡明星的消息時,電視機的位置設置在前台以外,即觀眾席的方向,感覺婆婆在電視機前自言自語,實質是在對觀眾說話。這將表演者身份轉移到反被「觀看」的觀眾身上,令觀眾成了電視機內的「人物」,亦模糊了表演區域和既定觀看者的界線。
表演中的重點為織品,塑膠袋與演出者,而他們之間有著什麼關係?這是主要為物料而編的一個演出嗎?一個演出作品的主體能不是演出者的身體嗎?先去問如何去定義有生命和沒有生命的世界之前,是不是該先問這兩個世界由誰定義?劇場裏,能定義有生命和沒有生命的世界似乎只有觀看者,即使是於地上的塑膠袋,只要觀看者認為它有生命力,它就有存在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