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是最憂鬱的顏色》

1964年首演的《紅色娘子軍》是文革時期八大樣板戲其中之一，是芭蕾舞劇，「生活舞蹈工作室」創辦人兼編舞文慧以紀錄劇場方式重新探討了這個樣板戲，結合了《紅色娘子軍》相關的文獻資料，包括文字、圖片、視聽資料等，最重要是訪問了一些在當年跳過這個芭蕾劇的舞者、觀眾等。

本劇最讓人動容的地方在於訪問當年的女主角，她回憶起當年剛生小孩後被黨要求在短期內要重演，並被要求打「回奶針」，以防身體的變化影響演出，就在舞台上排練的時候，女主角的奶水不停地漏出，把舞台都弄濕了，過兩天後奶水都沒有了。另外就是當年也有演出過《紅色娘子軍》的演員劉祝英的描述，當時簡陋的芭蕾舞鞋設計，讓舞者的腳趾和紗布血肉糢糊地黏在一起，那種錐心刺骨的痛是最難以忘記。這也是構成本劇最核心的命題，本劇以「紀錄劇場」的形式誘導出各個相關人士的「個人記憶」，而個人記憶正正就是構成個人主體最重要的東西；另一重要的主體就是「身體」，身體的記憶（舞蹈）又正是最難以去除的內在過去，而身體的記憶又會進一步強化個人記憶，身體、記憶、主體互相重叠，形成了本劇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充滿傷痕的主體」。

另一重點是採訪了一些當年的觀眾，有男受訪者表示當年正值青春期，在當兵的日子裡幾乎看不見女性，突然有機會看到穿著短褲的女舞者在舞台上表演，目光自然停留在「身體」上，根本完全沒有留意《紅色娘子軍》當中的革命主題，女觀眾也把目光停留在帥氣挺拔的男主角身上，同樣完全沒有吸收到當中的革命思想。這在今天看起來活像一個黑色笑話，也可說是一個「錯位的凝視」，國家（集體）的慾望與個人慾望之間出現了錯位／落差，也可說是黨國教育與個人需求之間出現了慾望錯置，也反映了體制與現實之間有著嚴重脫節。有時候或大多時候，國家／體制／集體與個人之間並不常常處於一種VS（互相對抗）的狀態，更多時候是處於錯置／落差／脫節／不同步的狀態，這個「灰色地帶」也就是「愛恨交纏」的代名詞。

本劇第三個重點是關於當年《紅色娘子軍》在編舞技術上的解構，例如當年「三突出」的美學思想，用盡所有舞台調度、燈光、服裝、化妝等所有舞台技巧來突出再突出英雄的特質。還有把芭蕾舞中原本呈掌形或蘭花手等手勢，通通改為「拳頭」，用來突顯反抗壓迫者／地主的氣勢和決心。這在今天看來當然又是笑話一則，但這也反映了當年的樣板戲企圖去重新定義英雄的核心精神，當然，這個由黨去重塑的「中國式英雄」與西方傳統上在希臘悲劇中的「悲劇英雄」有許多不同，中國式英雄的內心沒有那麼多掙扎和自我辯證，最終也是加入黨、加入集體之中，並獲得一個快樂的結局，樣板戲是當年建構、塑造英雄的標準，幾乎不太容許以個人為單位、特立獨行的英雄，最後必需要加入黨，只有對黨有利的英雄才是英雄，中國式英雄也就是「黨的英雄」，至於那些不願意加入黨的英雄就不配擁有英雄稱號，最後當然也沒有快樂的結局，今天看來，英雄的定義從來沒有這麼狹窄過，至少今天可能會有人崇拜馬雲或小米科技創辦人雷軍為英雄。

「革命」或許是對烏托邦的仰望和凝視。而當年的「文化大革命」說穿了就是召集同路人，同時又必需要有「共同的敵人」作為打倒的對象，「解放」成為反抗敵人的代名詞，表面上看就是希望從過去的歷史文化「枷鎖」之中「解放」出來，然後獲得「自由」；實際點看就是順便把所有政敵和有錢人都拉倒，順便霸佔他們所有的一切；而同時順便利用大眾的熱情和希望，把自己神聖化，利用他人的手把自己放上神枱。今天看來，文革可說是一場災劫、人禍、偽革命。當年大家都希望透過文革改變中國，重建一個理想國，打造烏托邦，當年文革的理想／偽理想的大敘事，對應今天「一帶一路」的經濟／國家利益的大敘事，經濟利益取代了當年渴望的烏托邦，「一帶一路」又是否成為另一個偽理想大敘事？或許在改朝換代之後會有另一個說法。

正如劇中影片受訪者說的，當年文革期間，人與人之間只有上下的統治關係，沒有橫向的關係；只有國民，沒有公民，中國要成為「正常」的國家，就必需建立公民社會。這是很好的說法，建構一個有機的關係網很重要，人民是可以自力更生的，並非一味接受黨提供的服務，打破「為人民服務」的荒唐和謊言。生活舞蹈工作室透過口述歷史、紀錄劇場的方式，企圖重塑個人主體、彰顯其主體性，讓個人有機會在集體／體制之中覺醒／反思，這是艱辛和困難的漫漫長路，不過長遠有助邁向公民社會的建構，感謝主辦單位的用心，讓澳門觀眾有機會接觸這個演出，希望有機會在澳門重演，在這次演出中我看到了勇氣和智慧。